博客和微博的区别(微博与普通博客的区别在于)

在社会科学领域，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相比，社会学的影响力相对逊色。然而，诞生于工业社会、以“现代性”为基本问题意识的现代社会学，在提问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能力。

人们对社会学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期待，认为它是“最接地气”的学科，贴近生活，甚至认为它能为人和社会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期待在近几年尤为强烈。所以《我的两个学生》等畅销书和《内卷》等词的流行，都被视为社会学“出圈”的表现，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概念。尴尬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和概念很少进入大众视野，无法引起更普遍的关注。

今天说的中国社会学，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重建的社会学。50年代，在高校调整中取消了社会学。

大多数社会学教科书或一般读物(包括译本)都会介绍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欧洲工业社会，以实证研究为主要取向。然后，会说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学科，涵盖社会分层、家庭、性别、劳动、居住和移民等。，让读者认识到社会学的话题是“包罗万象”的。更何况社会学专门研究发现社会结构，从结构上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任何可观察到的(或者在一定概率下推测出来的)现象都可能有其结构，比如一个地区的职业分层，所以读者认为社会学“可以解释一切”。

由此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准确但也没有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包罗万象的”，研究方法是“全解释的”。但是社会学和社会是有距离的。

本文来自7月1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

从社会到“社会”

社会学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期刊或出版社都在社会中，或多或少受到文化观念、出版、学科内外读者兴趣、学术环境的影响。此外，相当一部分社会学研究是实证研究，这意味着它必然会定期进入社会，并从中收集材料。脱离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门高度社会化的学科，与社会没有距离。

这里之所以说社会学与社会有距离，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它不同于社会“社会”。

我们都可能在不断被提醒“社会复杂性”的过程中成长。成年后“踏入社会”，离开家乡或校园，经过熟悉的环境，渐渐再也见不到认识的人，最后进入一大片陌生人的领域，也就是日常话语中的社会。用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托恩尼斯的话说，这是一个社会，在“踏入社会”之前生活的家庭和地理上的熟人社会都属于共同体。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然而，在更抽象的层面上，社区和社会实际上也是社会。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交往中，在交往中形成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又能反过来影响交往，久而久之产生了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和文化，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形成了。

19世纪末，东西方文明碰撞，严复将英国社会的“社会”形象地翻译为“集团”。当然，根据一些法律史研究者的研究，如《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早在1865年，传教士就已经在万国公法的翻译中使用了这种翻译方法。“群”的解释来源于荀子。他的“人可以群聚，但不能群聚”概括了人类社会的诞生。“人不如牛壮，也走不了马”，但牛马可以为人所用。“人的能力群”的中心恰好是人有社会交往规范，知道如何合作，如何让合作持久。

严复(1854-1921)翻译了《群学》一书。原著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潘塞写的。

但是，社会规范一旦产生，必然会影响到参与其中的人。因此，早期的法国社会学家艾米尔·涂尔干认为“社会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含义是，社会对人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人只能被动地按照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去行动。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他基本上把宗教等同于社会。宗教作为最初的社会形态，表现出社会的约束力和号召力。

如果说，在早期或者可能存在过的“自然社会”中，社会还处于混沌状态，社会是所有人的群体生命形式，那么可能是族群，也可能是宗教。之后，国家从社会中诞生，社会和国家就这样形成了对比。未来社会剩余部分会继续分化产生市场。市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自然经济中，但商品经济市场的出现却是近代事件。至此，社会不再包括国家和市场，留下了一个无数人呼吁保护的“社会”。它表现为读书俱乐部、基金会、媒体等形式，也表现为公众讨论和参与公益。

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从左至右依次为:陶(1887-1960)、李(1895-1986)、潘光旦(1899-1967)、吴敬超(1901-1968)和费孝通(1910-2005)。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政治之门》的社会学书籍评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地球上，只有一个会议。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就是国家；一个小团体，一个公司，就是一个社会。”当时参考日本的翻译方法，他把“社”从原来的“群”翻译成了“社”——在中国古代，“社”和“会”一般是分开使用的，或指节日聚会，或指民间的行业或组织。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群体生活。康有为这里所指的社会，只是广义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是受国家之命，去救亡图存，去改革而已。社会指的是政治上的同辈群体，社会学在当时只是一门用来促进合群交往的学科。当然，“社会”也是政治性的，但这往往是因为“社会”、国家和市场本来就有重叠的部分，所以社会学有政治社会学等分支，研究人类政治现象的社会基础，还有经济社会学等分支，研究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并受社会影响。更何况，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当“社会”与国家或市场合作时，就会出现跨域合作的社团主义。

重要的是，“社会”、国家、市场都有其边界，在此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正如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一书中所说，现代社会的运行有三个基本规则，即政府规则、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人们有按照社会规则自由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和需要。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被压缩，而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市场，也改变了“社会”的根本状况。从此，“社会”的空室破土生长。几乎与此同时，在50年代高校调整中被取消的社会学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在“社会”、国家和市场中，与社会学关系最密切的是“社会”。

事实上，社会学研究也可以通过提交政策报告和与企业合作提供某种咨询来发展其影响力。但读者普遍能感受到的是书店、图书馆、期刊杂志、报告厅等公共区域的社会学。，即面向“社会”的社会学。那么，如果以此为原点，可以看到“远距离”和“近距离”两种社会学形态及其命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的空不断破土而出，不断壮大，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图为行进中的人们，摘自王富春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6月)。

“距离”社会学

陈映芳的散文集《中国城市的逻辑》关注中国城市中“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为什么要发起城市化运动等社会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她在其中的论述是一种学科专业化，是一种“远距离”的社会学，她的问题意识拉近了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

学术期刊或学术著作中的论文是发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形式，也是积累社会学知识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总的来说，这可能是离“社会”最远的形式了。事实上，社会学研究只会考虑从写作到出版的学科内或跨学科的读者。

当我们打开一篇标准的社会学论文或者翻看一本学术书籍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写作中，作者为了做出更准确的论述，会限制讨论的条件，用一系列的从句进行修饰，这就成了人们常说的“长难句”；在格式上，为了符合写作标准，作者会遵循文体，先“文献综述”，再提出研究问题，使用专有的、鲜为人知的概念。一种极端的方式是在标注部分加入一个庞大复杂的数学公式或模型。这是学术领域之外的读者不感兴趣的。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学科专业化的必然结果。

其实专业化的开始也就二十多年前。它是学术期刊的推广者，而不是作为作者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我们至今的学科专业化改革。例如，多学科研究者邓正来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倡导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但社会学在其中开展得较晚。在《中国社会学家口述史·重建中国社会学》(周晓红主编，商务印书馆2021年)中，沈渊回忆说，他是在1997年主编《社会学研究》后开始修订的。在此之前，《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文章也不过5000字，多是泛泛而谈、没有经验的话题，甚至实证研究也缺乏与他人的理论。很难想象这是中国社会学引用率最高的期刊《社会学研究》。此后，另一份社会学期刊《社会》也进行了改版。毫无疑问，这些修改彻底重塑了论文的形式。社会学研究者要发表论文，必须参考格式。从那以后，社会学发生了变化。沈渊在修改后很快遭到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抵制。连他们都看不懂诉状上发表的论文，公众读者显然也看不懂，所以被驳回。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主编:周晓红，版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

可惜，学术论文注定只是一种“远距离”的社会学形式。放弃现在的专精，回到过去，为了“取悦读者”而拉近距离，反而放弃基本，追逐终点。学科专业化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在分析概念、引用注释、数据工具等内容的标准化，还体现在通过“文献综述”等格式在标准化的论文中建立知识链，从而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必要的对话。

决定这种社会学形态命运的，不是读者“看不懂”，而是他们在学科专业化的过程中自说自话，与其他学科筑起一道高墙。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的研究领域不断细化，也有差距，最终导致问题意识的缺失。有问题意识的论文或作品，总有可能被他人解读、引用后进入“社会”。这是因为问题意识不等于所谓的“热点选题”。问题意识可以促使社会学注意到真正的问题。即使选题很小，也能注意到关键的社会问题，得到主旨。

送货员和快递员的职业困境和发展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在社会学内部，也有一些社会学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选择了这个题目。遗憾的是，与新闻报道、个人观察、网络日记或博客相比，它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独特的社会学分析特征。

“近距离”社会学

古马的断裂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如果一个研究者除了写专业论文之外，还走出了学科，那么他的社会学就接近“社会”。在那里，社会学充满激情，当然也特别考验研究者。

当一个社会学学生决定成为一名研究者，投身于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知道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学是天职”的演讲。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那场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中，冷冷地指出，做研究是“有风险”的。这来自于他对现代社会的基本诊断。社会越来越理性，学术也是如此。在知识生产系统中，每个研究者只是一个可能不被注意的小角色，只参与学科专业化分工中的一部分，而不了解知识的全貌。如果这个系统被合理化为流水线作业，科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无处可寻。在追求学术工作意义的渠道中，研究者把希望寄托在专业社会学研究以外的领域。

1956年12月6日，潘光旦(中)在湖北、四川做社会调查，到宜宾三游洞考察时，走在西陵口的小路上。图为1956年潘光旦调查，作者张祖道，版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8月。

这让人想起社会学家陈映芳在2011年第4期《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在范式与经验之间》。陈映芳回顾了她和同事们的工作。她认为“社会学家”实际上是一群角色，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着教师、社会行动者、知识分子、专家或政策顾问的角色。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中，有的参与政策活动，有的参与商业活动，还有的如“社会行动者”“知识分子”进入“社会”，这是很多读者最接近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社会学家，如古马、李银河和郑也夫，参与了经济问题、性别和教育等社会公共问题的讨论，成为社会学家的实践典范。但是，社会学家进入“社会”的情况也是由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以冯刚为例。他曾经活跃在博客和微博，关注和讨论养老、房价、工资、加班等社会问题。他被视为“铁肩和写文章的硬汉”。可惜2017年被互联网抛弃，因为他认为“女人不适合学习”。近年来，严飞等年轻社会学家通过新知识课程和一般写作，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探索关键问题。

此外，干预研究也是社会学进入“社会”的一种方式。沈源在他的论文《市场、阶级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中提出，农民工和城市业主应该用“强干预”和“弱干预”的方法帮助他们获得权利。他本人也是干预研究的实践者。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拉威的说法，在公共社会学中，这是一种公共社会学，其目标是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展。没有比这更彻底地进入“社会”的方法了。但干预研究需要审慎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需要警惕道德上可能出现的知识自负，这也是迄今为止像沈渊这样的干预研究者如此之少的原因之一。

《公共社会学》，作者:[美]迈克·布罗维，译者:申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纵观所有进入“社会”的方式，可以看出对广义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他们不认为社会是同质的或充实的。相反，社会是由有差异的人组成的。人是充实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可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进入“社会”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人和社会才能得到改善。

“距离”的调整

在思考远近社会学形态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思想状况。在当今这个社会学学生和年轻研究者从未目睹的时代，该学科及其研究者的“社会”影响力一直在下降。

这是欧洲早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位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和安东尼·吉登斯分别在他们的著作《立法者和解释者》和《捍卫社会学》中向他们的社会学同行发出了提示。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社会学还在延续当时的局面。总之，随着舆论的兴起，社会学家提供的专业知识不被信任，失去了“权威”地位，也受到了来自学科内外的批评。

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中国社会学正处于恢复和重建的蓬勃发展之中，尤其是创始人之一的费孝通，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总结“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但费孝通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比较特殊，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2005年他去世后，能对政策产生同样影响的社会学人物已经不存在了。在社会学之外，能产生最广泛影响的地方应该是，也只能是，“社会”。此时，随着网络大众社会的兴起，“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不会被动地把“专业知识”当成“知识权威”。

在向初学者和读者介绍社会学的过程中，社会学家几乎总是习惯性地提到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想象，并将“想象”视为一个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学视角的中心词。这里面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想象把个人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让人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唯一的研究内容，这是和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赵鼎新的《社会学总论》一书《什么是社会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也是核心观点。社会学是一门基于结构和机制叙事的学科。

但“想象”在概念上并不复杂，结构性叙事是人类的基本叙事形式。对于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能接受多少结构性叙事，能接受什么样的结构性叙事，因为同一个社会现象有很多结构性叙事。除了社会学之外，这种叙事是通过深度新闻报道、非虚构写作、中国社会的海外译介提供给人们的。更何况《想象》还提倡历史思维，把个人和历史联系起来，这部分有更大的学科，即历史。

是人类现代化、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常接触等一系列社会学翻译。在《走向未来系列》和《20世纪图书馆》中。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发现，在八九十年代的“读书热”中，除了历史和哲学，社会学的地位其实是很突出的。在“走向未来系列”和“20世纪图书馆”等影响深远的系列图书中，有不少是社会学著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格夫曼的日常交往》和彼得·米歇尔·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陈映芳的《城市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这样的专业学术著作，还是古马的《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研究随笔，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社会”。这样，在远离“社会”的专业学术写作中，就有了问题意识，在接近“社会”的一般写作或实践中，就有了参与。这是社会学目前要发挥影响力所要调整的与“社会”的距离。

作者|罗东

编辑|李杨

校对|薛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