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比不爱可悲是什么歌(爱的人不爱我什么歌)

温德勒在哈佛上了新批评的创始人I A .理查兹的课，理查兹对她的批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始终坚持形式主义的批判立场，醉心于一首诗的“细读”，认真冷静地解剖分析一首诗的形式要素。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她对自己的批评做了更生动的陈述。她说她是“从作家的角度来阅读”，“你走进一个房间来描述建筑风格”。当你从诗的内部说话时，就像一个人在观察屋顶和墙是如何连接的，墙和地板是如何连接的。支撑房间的横梁在哪里，让光线穿过的窗户在哪里”。

在《我们的秘密法则:叶芝和抒情形式》中，温德勒细致甚至孜孜不倦地考察了叶芝诗歌的外在形式(如诗节的形状、诗行的长度或诗歌的风格)和内在结构形式，并探索了诗人在尽力选择一些特定形式来写诗时在想什么，这些形式如何影响内容，以及这些形式承载了什么文化意义。叶芝说，“书籍几乎完全是靠风格而存在的。”他常常先把材料用散文写下来，然后花大量的时间——常常让他筋疲力尽——把它们融进诗里。他通过选择诗歌体裁和某些特定的形式来表达与散文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追求的是什么？温德勒把自己想象成叶芝，“试图在写作时追踪他的手和思想的动态”。她的批评所呈现的是一首诗的“内在过程”及其美学规律。

温德勒对很多诗人都有极大的热情，比如美国古典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花与旋涡》中，她逐句细读了狄金森的150首诗，透过狄金森晦涩难懂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诗歌，犹如走进狄金森的内心，为读者指出狄金森诗歌的形式特征、审美风格和精神特征。

在阅读Vendler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感叹她对被评价对象深刻而全面的理解。这背后唯一的支撑就是她对诗歌无与伦比的热情。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她说她脑子里只有几百首诗。据说她15岁就研究了迪伦·托马斯的一首诗的30多份手稿。对诗歌的执着激情，是温德勒诗歌批评背后透露出的最动人的气息。

本文摘自12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激情与手术刀:文德勒的批评艺术》B02-B03。

主题B01激情与手术刀:文德勒的批评艺术

《主题》B02-03细读诗歌，本身就是一门知性的学科。

【主题】B04-B05 |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每首诗

《历史》B06-B07公主们的眼泪，总督的笑声，大英帝国和印度帝国野心下赤裸裸的生活

“主题”B08 空，说出狄金森的隐秘内心。

作者|斯科特·麦克勒米(美国作家、评论家)

翻译|王立秋

海伦·温德勒(1933-)，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是当代杰出而敏锐的诗歌批评家之一。1960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亚瑟·金斯利·波特教授。

在文学对话中，她有时被称为“海伦爵士”，这个昵称可能充满了感情，讽刺或两者兼有。哈佛大学亚瑟·金斯利·波特大学教授海伦·温德勒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通过评论和文章向读者介绍了路易丝·格利克、乔丽·格雷厄姆和谢默斯·希尼等诗人。

非理论研究方法

阿拉巴马大学的诗人兼评论家汉克·拉泽(Hank Razer)说，“作为文学的守门人，尤其是在为《纽约客》写评论时，海伦·温德勒真的能把人们置于文学的聚光灯下——使他们立即成为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的热门候选人，被大出版社出版，甚至担任重要的学术职务。她公开否认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事实上，除了她，从来没有人掌握过这样的权力。”

正因为如此，人们尊重海伦，也抱怨她。诗界各行各业的人都抱怨过自己感性的局限。有人抱怨她不喜欢实验。有人说她对诗歌的态度太学院派了。与此同时，文学学者也有一些矛盾，认为Vendler女士与他们的专业无关。

严格来说，文德勒的方法是非理论性的:诗歌要么对她说话，要么不对她说话，而评论文章是文德勒更喜欢的回应形式。她曾经指出，“我的论文是关于叶芝的一些真正深刻的作品。当时我认为(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如果我写的东西让诗人高兴，那么我做的就没问题。”

《打破风格》，海伦·温德勒著(美)，李伯庭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现在讨论作品的意义，很少有学者认为作者的意图才是最终的标准。由此，文德勒想要得到诗人认可的愿望似乎更加不同寻常——这与其说是专业水准的需要，不如说是他个人气质的结果。也许，诗人的死只是让这个挑战变得更有趣了。

近年来，Vendler作为演讲者在讲台上与诗歌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对话。

2005年5月，她在国家人文基金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杰斐逊讲座(这项荣誉包括10，000美元的奖金)。2004年秋，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人的思考: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和叶芝》是根据她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改编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看不见的听众》也是根据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关于抒情诗的演讲修改的。

起初，温德勒似乎只是陈立，扮演着一个新的角色:作为一个批评老一辈诗歌的政治家。但她的讲座本身就相当于对文化素养的状态和文学研究的功能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她坚持认为，在读诗的时候，她需要一种学者赶着跨学科时所失去的技巧和心态。这种担心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也与现代语言学界最近流行的讨论有关，即文学学者能否向普通大众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

拒绝做“文学品位的塑造者”

Vendler不使用电子邮件。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花时间去读她的作品，你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完全集中在诗歌上，她一点也不羞于自己的书呆子气。“我对群体不感兴趣，”Vendler在2000年纽约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我从未加入过政党。我从不投票。我从不登记投票。我从不去教堂。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团体。”让想采访她的记者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她有一部电话。

这样看来，这就更神奇了:她在性格形成时期的一次智力体验，是伴随着课堂技术的革新而来的——投影仪。她仍然记得20世纪50年代坐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当时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I.A .理查兹会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地(有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朗读诗歌。例如，他将展示济慈的古希腊瓮颂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联系、修改和丰富的。

这就是“细读”。在早期的学术著作中，温德勒也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乔治·赫伯特、叶芝和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歌。她的眼光令人印象深刻: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有能力去谈论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诗人，一个用诗歌来反映复杂神秘的理论体系的爱尔兰革命者，一个写抒情诗来表达内心转向和想象冲动的美国现代主义者。

《诗人的反思》，海伦·温德勒著，刘涵译，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也许，对阅读的专注让Vendler看起来有点严肃，就像关于书呆子性格的陈词滥调所说的那样。但在交谈中，她的语气很温柔，听起来她甚至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惊喜。她说，“我不想为大众写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她在史密斯学院教书时，《麻省评论》要求她写一篇年度诗歌评论。“我发现我喜欢这样做——想想今年出版了什么书，哪些书值得注意，为什么。”她说，“后来《纽约时报》让我给他们写一篇评论，于是我写了很多年。我还为《纽约客》、《新共和》和《纽约书评》投稿。”

小说家兼评论家约翰·伦纳德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初，当他还是《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时，他“实际上聘请了海伦作为诗歌评论家”。“我认为她很好——当然，敏感而固执，但不像那些为我们写评论的诗人，她很诚实。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你不能指望诗人告诉你，他和他要评论的人是最好的朋友还是最坏的敌人。我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寄给她，让她选择是拒绝还是建议我们找别人。”

到了80年代，文德勒已经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她的影响力无与伦比。但她拒绝了“文学品位塑造者”的称号。“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面对公众的广播员，但不是一个口味塑造者，”她说。“从根本上说，当代人的判断无所谓。有些人生前很出名，身后却默默无闻。对于诗人来说，唯一重要的判断来自后人。”

海伦·温德勒和爱尔兰诗人悉尼。

拳击手海伦。

但是她的一些批评者不会同意这样的谦虚。自由派评论家布鲁斯·鲍尔(Bruce Bauer)在选集《预言家与教授:论现代诗人的生活和作品》(The Prophet & Professor: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Modern Poets)中谴责温德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者”，称她写的“好像没有批评的诗歌就像没有唱片的唱片一样毫无价值”。

纽约佩斯大学的英语教授和常驻诗人查尔斯·诺斯的评论，语气没有那么苦涩，但内心同样刻薄。“显然，她是好意。她非常聪明，善解人意，拥有学者的所有美德，”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但是(你可以听到我强烈的个人观点)她似乎像许多其他批评者一样，不愿意摆脱这些思维习惯(它们在学术生涯中是如此有效)。”

诺斯先生说，“我倾向于——但不太确定——认为她真的欣赏并理解”詹姆斯·斯凯勒和约翰·阿什贝利在纸上想要做的东西。但他觉得对温德勒来说，学者的冲动(强调分析和历史语境)先于审美的反应。

其他诗人和评论家抱怨说，温德勒女士的感性使她与广阔的文学领域隔绝了。雷泽先生说，“她是如此的反实验，以至于她不能也不会考虑从1850年到现在的大多数最好的诗歌。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是认真的。”

对于实验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Vendler女士的品味和方法实际上是浪漫的。她更喜欢威廉·华兹华斯说的那种诗，即“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在她最喜欢的作品中，诗歌将为某人(诗人或文学人物)提供精心的表现，这些人将在诗歌中反映特定的情况、经历或问题。但当代很多诗歌都排斥“精雕细琢的诗歌”这种模式。作家会在纸上实验诗歌的形态，或者完全避免个人的声音，为语言探索避免个人意识控制的方法。

“我不认为她能理解或满怀热情地阅读不以句子为基础的诗歌”，雷泽先生说。他也是所谓语言诗派的一员。“这甚至会让她很难读懂艾米莉·狄金森，但她肯定读不懂斯特凡·马拉米、查尔斯·奥尔森、苏珊·豪、查尔斯·伯恩斯坦等人的诗。对她来说，不能欣赏诗歌中的拼贴元素——更冒险和碎片化的写作——真的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不是一个小疏忽。”

麦卡利斯特学院的前学生兼英语助理教授史蒂夫·伯特(Steve Burt)表示，对文德勒有限敏感性的抱怨被夸大了。他引用了她的评论和散文集《灵魂》,说这本书“包含了关于艾伦·金斯堡、詹姆斯·斯凯勒、加里·斯奈德、詹姆斯·梅里尔、丽塔·多芬、奥古斯特·克莱因扎尔和阿德里亚娜·里奇的欣赏性散文。这些诗人除了都持有美国护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不认为她没有谈到天底下所有的亚文化和亚传统是一个缺点。”他称她为“各种诗歌的敏锐而细致的读者”，并补充说“没有人是，也没有人能够是各种诗歌的敏锐而细致的读者”。

《看不见的听众》，作者:海伦·温德勒，译者:周星月，王奥，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仔细阅读诗歌的意义

事后看来，甚至她的一些诋毁者也会认为，温德勒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纽约客》放弃了严肃的诗歌批评。与此同时，报刊杂志留给文学的空空间也在缩小，有时几乎消失。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期刊确实会发表对当代诗歌的评论，但这些评论往往看起来像是用代码写的——诗人通过微妙的相互打击，礼貌而含糊地谈论彼此的作品。

现在88岁的Vendler已经放弃了这个让她有影响力的角色。她坦率地表示，她想在她的新作品中挑战自己的兴趣极限。在评论了几代新兴诗人后，她说最后“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所指的东西不一样。他们在谈论小时候在电视上看的动画片，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参加的各种活动。恐怕我已经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她说，她问“各地”的人，他们是否知道任何她应该阅读的30岁左右的重要诗人。“他们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安静。有一些还过得去的诗人，但没有人能像金斯堡或洛厄尔那样强攻世界。这正是我担心的。”

近年来，她将这种关注带到了讲台上。“人们一直要求我做一系列讲座，”她说。“他们一般都是老朋友，我不会拒绝。”她将这些讲座描述为一种受欢迎的消遣，使她能够从当时正在写的一本书上转移注意力。那本书(我们的秘密法则:叶芝和抒情形式，200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讲的是为什么叶芝以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创作诗歌。

然而，在讲座中，她不仅借机重读了华莱士·史蒂文斯或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还在文学批评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杰斐逊的演讲和诗人的思想中，温德勒认为仔细阅读诗歌本身是一种智力训练——这与用文化理论的工具谈论诗歌不是一回事。

在书中，她描述了自己阅读一位哲学家、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撰写的讨论亚历山大·波普《论人类》的文章的经历。这些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审视了这位18世纪诗人的思想，发现了他们的缺陷。但她说，他们都没有谈到波普的艺术技巧，即他“玩弄思想”和通过复杂的讽刺来构建“小型化、模型化和嘲讽”的技巧。

文德勒说，问题不在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而在于艺术在美国教育中的边缘地位。

“它始于清教徒对所有艺术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放荡的人可以从事艺术，她说。我们要锻造一个新的民族，把它建设在西游里，这永远意味着实用教育比美育更受重视。记得我在索沃斯莫尔教书的时候，被告知在1879年，钢琴需要信托委员会的一致支持才能进入校园。差不多了。“结果在她看来，至少在美国，人文学科把文学研究当成了哲学和历史这两个核心学科的穷亲戚。

“哲学训练你正确思考，”她说。“历史把你变成了一个好公民。艺术不参与年轻人的引导。”

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生会去读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但只是把它们当作关于文明基础的故事，而不是把它们当作诗歌来读。“人们认为诗歌练习对高等教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她说。“毕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文学的荣耀，也应该属于心智训练的内容。”

温德勒借此机会出现在讲台上，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即与哲学分析或历史语境一样，近距离阅读诗歌所涉及的技能也在人文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

2004年夏天，在杰斐逊的讲座结束后，缅因大学普雷斯克岛分校的英语兼职讲师丹尼尔·格林(daniel green)在他的文学博客Reading Experience上发表了一篇回应文德勒的论文。他写道，“温德勒是真诚的，她雄辩地表达了她对诗歌的热情，但至少对我来说，正因为如此，阅读这个讲座已经成为一种相当糟糕的经历……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文学研究如何被行政人员、政治家、学生、家长、雇主完全拒绝——最可悲的是，文学教授本人，她说话的背景造就了这个讲座

海伦·温德勒批评的诗人。

文学纯洁的时候才是伟大的。

当Vendler准备她的杰斐逊讲座时，南加州大学的常驻学者marjorie Peroff在她正在修改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即她后来出版的《差异:诗歌、诗学和教学》的第一章)。让这种巧合更加有趣的是，73岁的佩洛夫当时发表的评论，往往被视为文学先锋党对文德勒这位为向读者普及实验诗歌做出巨大贡献的批评家的回应。

像文德勒一样，佩洛夫也反对为了分析思想或历史背景而牺牲诗歌形式的倾向。她说，“我总是对此感到震惊:搞文学的人连一首简单的诗都分析不出来。”“关于文学，有很多具体的东西需要学习，”佩洛夫说。“就像经济学或历史或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你必须学习词汇。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想海伦会同意这一点——人们把文学作为谈论伊拉克战争的借口。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社会结构的症状。文学一旦被当作工具，就变得无趣，因为你随时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学者中)对此有些不舒服。”

当被问及她的态度是否与Vendler相似时，Peroff强调了他们在品味上的深刻差异，同时承认了一致性。她说，“文德勒对文学的看法比我更道德。她喜欢她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如罗伯特·洛威尔的作品，因为它戏剧化地表现了苦难，并能在道德上激励你。我不认为艺术能让人变得更好，我也不认为文学能教会你人生的意义。但文本带来的纯粹愉悦——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中所有不同价值所包含的纯粹快乐——在我看来才是最伟大的东西。了解得越多越好。”佩洛夫说。2006年，佩洛夫当选现代语言学会会长，这也正是她要讲的主题。

同时，Vendler表示她会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读诗，努力创造传播的热情。她一如既往地对加入各种组织不感兴趣，更不用说竞选官职了。她引用了她最喜欢的狄兰·马尔莱斯·托马斯的一首诗:

我能提供的就是

酒，面包和缰绳。

她解释说，“这意味着，做你的小。”“每一代人都会震惊于自己的能力并不比前辈大。你会对自己说‘我们的能力有那么大吗？’你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也许，你会希望自己的品味更加包容。但你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我一直喜欢思考诗歌，写文章，谈论诗歌。这是我的事业。我能做的就是练习。"

原文:斯科特·麦克利米，“诗歌批评的贵妇人”，载于《高等教育纪事报》，2005年1月28日。经作者许可翻译。

作者|斯科特·麦考密克

编辑|张进、宫古

校对|薛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