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客杨佳(刀客杨佳墓)

描述:提篮桥“十字楼”牢房,关押日本战犯。监狱研究专家徐家军接受早报采访。提篮桥的“前世”建国初期的革命家章太炎、邹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汪精卫之妻,侵华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究竟处决了多少日本战犯?

描述:提篮桥“十字楼”牢房,关押日本战犯。

监狱研究专家徐家军接受早报采访。

提篮桥的“前世”

建国初期的革命家章太炎、邹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汪精卫之妻,侵华日军战犯冈部正三郎、将军,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组成员,上海首富周正毅,警察杀手杨佳……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有什么联系?答案是他们都去过上海提篮桥监狱。

提桥监狱建于1901年,当时被称为“远东最大的监狱”。这是中国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监狱。在上海人眼里,“提篮桥”就是监狱的代名词。但如果把目光放在更广阔的时间空,提篮桥的意义将远远超出监狱本身。仅仅从上面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百年历史的微缩版。但因为还在使用,所以不能把提篮桥监狱当成历史文物。

福柯把监狱的功能概括为“管教”和“惩罚”。惩罚是不言而喻的,而惩戒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改造,在欧美国家主要是感化,方式不同,目的相同。事实上,刑罚和纪律的实际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司法进程和社会文明程度。提篮桥监狱和国内其他监狱一样,一直在追求“现代”和“文明”。

看到提篮桥监狱可以作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优秀桥梁,原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局长徐家军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提篮桥监狱的史籍研究,并进而推广到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编者注:曾任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他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的编纂。)今年4月,《上海监狱的前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46.5万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描述上海监狱前世今生的专著。

66岁的徐家军1972年进入提篮桥监狱。他先在前线管理犯人,后转到监所,再“半路出家”,研究监狱的历史。这本《上海监狱的前世》是他20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涉及对上海近代监狱的介绍,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梳理,对不同时期狱吏的生活和部分监狱史实的考证。

6月30日,早报记者采访了许家俊。徐家军脑子里有提篮桥监狱的历史,对上海其他监狱也有很多了解,比如厦门路监狱、漕河泾监狱、思南路监狱、北新泾监狱。他的“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的论断,已经被社会所接受。

许家俊认为,长期以来,社会对监狱情况不熟悉,往往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很少有关于监狱研究和反映其生态的文学、影视作品。相对于逮捕和审判,许家俊认为,“犯人在监狱服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司法系统的最后一道关口,是检验司法公正的重要部门”。

中国海牙

东方早报:你先是在监狱一线做狱警,那你是怎么开始研究监狱的历史的?

许家俊:我是1974年转狱的。监狱编年史的研究有一个大的背景。当时各地都在编纂地方志和贸易志。我们也通过地方志工作开阔了眼界,平反了冤假错案。感觉提篮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就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

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听说过王晓河的故事。他是杨舒浦东电厂的工人,领导工人与工厂斗争,1948年在提篮桥被反动派枪杀。电影《狱中之火》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但当时有一本书说王晓河被枪杀的地方是江湾。我觉得不太对劲,就查了一些资料做研究。后来我向虹口区政府申报,在提篮桥设立“王晓河烈士陵园”,列为虹口区革命纪念地。

东方早报:上海监狱的《前世》一书介绍,提篮桥是关押、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的重要场所,其中审判侵华日本战犯在中国尚属首例?

许家俊:从1945年12月开始,提篮桥监狱的上海战犯看守所陆续关押了日本战犯。许多日本战犯都是从国外和国内转移过来的。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月桂正弘、第13军团长泽天毛等10余人从东京抵达监狱。侵华日军在台湾的总督兼指挥官安藤利吉将军等人是从台湾省调来的。侵华日军第六军军长冈部纳三郎将军等人被从汉口押解出来。

到1947年初,提篮桥已经关押了180多名日本战犯。关押期间,部分战犯在狱中自杀或病死。例如,1946年4月19日夜,安藤利吉吞下了藏在缝里的剧毒自杀。自杀前,他给侵华日军总指挥官冈村宁次写了一封信。

至于日本战犯在中国的审判,分两部分。第一,1946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中国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设立美军军事法庭,设在提篮桥监狱。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国军事法庭正式对1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审判过程向全世界直播。几经审理,2月28日,法院对18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判处月木正弘等5人死刑。除一人无罪释放外,其余均为一年半至无期徒刑不等。除了这批,此后又有29名日本战犯接受了多次审判。

第二,国民政府还设立了军事法庭。1946年5月起,在北平、沈阳、南京、上海、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这10个城市中,最早试行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1946年4月。上海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设在虹口江湾路1号。美国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24日在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所以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美国军事法庭在提篮桥审判了8批47名日本战犯,其中5人在提篮桥被绞死。绞刑室一如既往的好,现在是上海监狱展览馆的亮点之一。

政府的军事法庭在上海审判了116名日本战犯,判处14人死刑(其中一人后来减刑为10年)。提篮桥监狱刑场枪毙11人。此外,由于广州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撤销,3名日本战犯被从广州移送到提篮桥执行死刑。总之,提篮桥处决了19名日本战犯,其中5人被绞死,14人被枪决。

因此,鉴于提篮桥监狱在关押、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中的重要性,1997年8月,提篮桥监狱被市政府列为上海市抗日战争纪念馆。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法制频道播出的纪录片《远东第一监狱》七集之一,标题是《中国的海牙》。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究竟处决了多少日本战犯?

描述: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监狱。周平朗早报信息

监狱里的婚礼。

东方早报: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叫《中国有个鲁西监狱》,介绍了新时期现代管理模式下,监狱管理者与服刑人员之间的许多感人故事。有些犯人甚至因为长期脱离社会,出狱后要求重返监狱。在你看来,这里有没有夸张的地方?类似的事情在提篮桥或者上海的监狱发生过吗?

许家俊:我也去过山东鲁西监狱,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我也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篮桥监狱有个叫金城的犯人,入狱后,在监狱里通过干部的教育,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学会了文化。出狱后他找到了对象,金城主动提出在提篮桥监狱的小礼堂举行婚礼,可见他对监狱的感情相当深厚。当时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这个消息,婚纱照和报道甚至出现在《人民画报》和《上海画报》上。

认为晋城监狱给了他新生。当时狱方也认为这对他是好事,对其他犯人有教育意义。后来,他在上海浦江轮渡工作。

晋城监狱的婚礼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年来,监狱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一个特点就是分类管理,分类教育,注重细节。对于年老的犯人,给他们软的食物。服刑人员心理咨询。近年来,新收监的监狱设有艾滋病犯人管理监区,负责干部胡水清还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然后是转化形式的多样化。例如,上海的“和平英雄”严就是提篮桥监狱负责梅西的警官。他组织犯人学习绘画,通过艺术熏陶教育他们。它还组织囚犯写诗。提篮桥监狱有诗歌刊物,可以出版犯人的优秀作品,不定期举办诗歌会。2004年,监狱整理的部分作品由文慧出版社出版,诗集《罪魂与诗神》。

东方早报:鲁西监狱的例子,一方面说明了监狱管理思路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没有处理好刑期较长的犯人社会认知的更新。

许家俊:所以我们特别注重让服刑人员提前了解社会发展,适应社会变化。比如提篮桥监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消费者保护协会,上海监狱设立超市,组织服刑人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利用社会力量,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各种专题讲座,鼓励服刑人员订阅报刊杂志,了解社会时事,紧跟时代步伐。

监狱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窗口。

东方早报:档案显示,60年来,提篮桥监狱接待了500多批、5000多名来自各国的来访者。你在书中提到,很多外宾反映这里的犯人待遇很好,很人道。

许家俊:监狱对外开放很有意义。俗话说,“眼见为实”。监狱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窗口,它的管理实际上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文明程度。我们重视罪犯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现在罪犯的维权意识很强,全社会更加重视罪犯的基本义务和权利。

我们还实行了狱务公开,一些监狱还不时组织犯人家属参观监室和厨房。我们也有一个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来预防监狱系统中的职务犯罪。比如监狱工作人员的手机不能带进监区。

东方早报:你一提到手机,我就想起今年年初黑龙江讷河监狱的“犯人性狩猎事件”就和手机的管理有关。

许家俊:对,那是典型的事件。天桥监狱的警察在行政区可以使用手机,但进入监区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手机是不能带进来的,包括外国游客,都要把手机放在入口处的特殊地方。监狱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更加规范,越来越透明、公开、公正。国家强调法治,我们的监狱是依法管理的。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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