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部曲(农村三部曲电影是哪三部曲)

来源:《海风》,2012年第2期赵焕章赵焕章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在百年历史中书写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电影也硕果累累。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

来源:《海风》,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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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焕章赵焕章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在百年历史中书写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电影也硕果累累。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喜盈门》可以说风靡全国。据统计,观众达到5亿次以上,这是当今导演不敢想的数字。然而,这样一部名为《纯真年代》的农村电影,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却是一个奇迹。这部电影由上影厂著名导演赵焕章执导。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先后执导了广受欢迎的农村题材电影《我们的牛百岁》、《我们的老兵》。这两部电影与之前的《喜盈门》一起,被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三部曲”获得了金鸡百花等多达10个奖项,这在中国导演中大概是不多见的。

当年的英雄现在在哪里?不仅我们农民兄弟怀念他,我们圈子里的同事也时不时提起他,因为这部“三部曲”是工作室乃至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亮点。当年这些电影的创作、拍摄、制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仍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寻找当年的红导演。

“很远,就在眼前”,没想到,我打听了几次的赵焕章目前的公寓,离我的居住地只有一条马路之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显然非常兴奋。81岁的赵焕章依然挺直、精力充沛、思维清晰。可惜他的妻子病了,离不开他的照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爱对方。只要离开一个小时,妻子就会用床头电话给他打电话。为了不影响老人,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了当天小区的物业办公室。赵焕章,不,现在该叫赵老了。他给我泡茶,反复说,真的很抱歉让你坐在这个地方。我笑着说,这比你们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说着他也笑了。就这样,当年我们有说有笑的“三部曲”像在电影院一样重现了。

他在成为导演之前是一名演员。

记者:赵老,您的农村“三部曲”曾风靡全国。所以你致力于拍摄农村电影。这和你熟悉农村生活有关吗?

赵焕章:实际上,起初我并不十分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我是山东利津县人。我出生于1930年。我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很好。所以,我虽然出生在县城,但是高中的时候去了济南。

到了城市,还是很骄傲,很有优越感,过得很好。济南于1948年解放。我从省城毕业后,加入了山东省文联的人民艺术团。后来艺术团并入山东大学,我才有机会在山大学戏剧。那时候团里的成员大多是农村的,很朴实,有一股劳动的味道。我在文工团的时候,是个演员。我演过戏剧和电影。我的第一部剧是一部叫《王秀峰》的农村片。那时候我刚刚19岁,却在片中饰演了王秀峰的爷爷。

记者:那你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赵焕章:这是1952年。我从老山东地区来到上海电影厂,那是一次“干部调动”。我记得当时来上海的有四十多人。那一年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的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的国有化。进入电影厂后,我开始做演员。曾经演过老导演沈复的《斩断魔爪》等剧。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应该学着做一个导演,于是我开始做助理导演,助理导演,然后升任导演。其间曾参与《羊城暗哨》《小康之家》《鲁迅的一生》《走向海洋》等电影的拍摄。当我拍摄《孙波的故事》、《玉簪》和《黄浦江畔的故事》时,我已经是一名助理导演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人一样,被送到干校工作。1972年,为了拍摄一个群众文艺会演出的小戏,我被调回工厂导演一部小戏曲片。后来,我有机会导演一部故事片。在此期间,我先后执导了《一对安全带》、《新歌舞》、《小歌舞》、《经营有方》、《战台》、《新风歌》、《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过海》等影片。1980年,我升任主任,后来又被评为国家一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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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盈门》笑了180次。

记者:这个农村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喜盈门。当时是怎么想到拍这部电影的?赵焕章:说到《喜盈门》,就不得不提到我在文革时期拍的一部鲁剧小戏,叫《好好经营》。这是山东参加全国演出的书。作者是辛仙灵。当时他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一些诗,搞一些小戏。因为我拍过他的戏,文革结束后,他想写专题片,问我能不能。我说,好吧。但在鼓励的同时,我告诉他,前期的“小打小闹”都是为政策服务的,这样不行。你要写作,就要尊重电影的规律,要知道电影是如何反映生活的。所以,我建议应该探讨永恒的主题。辛动作很快,很快就把修水库的本子拿出来了。但乍一看,老问题很难改。这本书虽然有人物和情节,但还是在图解政策,马上就被否定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在接下来的调研中,一位老人为了儿子的婚事放弃了自己的房子,住进了原本放置农具的西房间。结果,“狠心”的媳妇不让公公出门,从中间的“过道”穿过,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此事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一听就觉得有戏。这个“孝”和传统美德有关。我正想着通过电影讲述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故事,就跟辛仙灵说这个题材很有意思,让他继续收集素材,完善故事。这就是后来的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记者:听说这本书写完之后,没有马上拍?

赵焕章:是的,写了《喜盈门》,但我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在70年代末,大家还困在“伤痕电影”和“反思电影”里,没有人关注农村电影。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各电影制片厂的注意,大家纷纷抢拍农村片。我跟厂里说,山东有一部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好戏。工厂马上让我把笔记本带来。几位领导看了一下,觉得基础很好。

就这样,辛弃疾被请到了上海,住进了永福路上的上营招待所。从那以后,我帮他修改剧本两个月了。那时候我们熬夜,烟瘾很大。所有人都张开嘴,舌头发黑。本地人被邀请到上海换电影是件大事。从乡镇到县里的领导都很重视。当时我有权利帮忙修改,但没有权利决定拍不拍。所以,我真的很担心,让人来了,什么都改,不拍就告诉当地的长辈。情急之下,我想到了上海电影家协会秘书长、《新电影》主编王世贞。我想请他看看剧本能不能出版。如果能出版,到时候不拍了会有交代。没想到,史真看完之后,不仅决定发表,还上了头条。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经济的改革,家庭内部的纠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喜盈门》很快通过了考核,这部以一个北方农村家庭的婆媳之争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记者:这部电影一出现就大受欢迎,尤其是在农村。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盛况吗?

赵焕章:那时候所有的工厂都有一个传统,就是电影拍完之后会有一个感谢放映,我们会拿着工厂里的电影拷贝下楼参观。因为是在上海拍摄的,所以在上海首映。我数清楚了观众的笑声,应该有四五十次。后来去了济南,那里的观众笑了七八十次。在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在县城平度,笑声是一二三十次;真的在农村,笑点是170、80次。我感觉这样的片子越是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会越多,因为这些老乡们真的很懂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电影是在山东平度拍摄的。我记得那天下雨了,但是观众坚持要看。我们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就是请农民谈谈自己的感受。我一直记得农村的一位老人。他说他在看的时候,也关注了身边的小媳妇和男青年。有的笑了,有的害羞的低下了头。爱笑的人往往更孝顺老人;而且害羞,低头,经常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电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老农不简单。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老农的评论最好。他是一位权威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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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牛的七份草稿已经有一百年了

记者: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根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你三十年前拍的电影《喜盈门》至今仍是农村地区复映率最高的电影之一,可见传统美德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当时喜盈门一出现就很受欢迎,促使你写第二首歌?

赵焕章:是的。这第二首是《我们的牛百岁》。写《喜盈门》的辛仙岭在文化馆工作,写《我们的牛百岁了》的袁是农民,一手锄地,一手写字。拍完《喜盈门》后,想为家乡拍一部新剧,于是请《喜盈门》副导演吴文普来山东考察。当时烟台正在开创作大会,看到了一些推荐的作家作品,觉得都没用。这时,吴文璞告诉我,听说有一本不错的小说,是在《泉城》杂志上发表的,叫《农民的脚步》,作者是袁·。事实上,袁那天也在创作会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他坐在角落里,让别人“自告奋勇”。我看完他的小说,立马觉得不错,决定改编。同样,他被请到了上海电影文学系的招待所。

记者:袁是的农民。请你去上海,你可以教他写电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赵焕章:那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上海电影文学部招待所的门童一见我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半夜才能关门。

说实话,他们虽然对电影一窍不通,但是很聪明,也很愿意学习,这让我很有信心。和辛仙岭一样,袁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的“触电”才刚刚开始。为了让他们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我先对他们两个“立下关于法律的三条规矩”:第一,你生活基础扎实,但对电影不熟悉,因为你电影文学基础差。不过,你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也会尽力帮你们改进书本。请放心。第二,我会继续献计献策,但不要让你吸收我所有的意见。只有符合实际的才会对。把你认为不对的说出来。生活上要尊重对方,艺术上不要客套,要坚持真理。这是对艺术的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尊重和敬意,只要你对艺术负责,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第三,写一章,我看了一章,但是我改的和最终版本不一样。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所以忍不住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味,不可能既不是驴也不是马,所以最后你得决定,你不能为了我伤害原汁原味。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是跨类别的再创作。你在支持的时候会是一个梯子,让人尊重你。

赵焕章:没什么。当时为了出一个好剧本,我们工作室的同事几乎都是全力以赴,不求名不求利。我记得我们的《牛是百年的》初稿完成后,是由我们厂的高级编辑刘福年修改的。刘福年是山东潍坊人。巧的是,他刚刚接到工作,又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拿着剧本回山东参加葬礼。刘福年很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修改。这时,我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没有,我也是带着剧本回济南的,一边去参加葬礼一边改剧本。因此,袁说,两个老人死于他的一出戏。他真的很感动。我们修改《我们的牛百岁了》真的费了好大劲,七易其稿才定稿。

记者:一部成功的电影,剪辑、导演、演技缺一不可。很明显,演员也为其增色不少。我记得王馥莉在《我们的牛是百岁》中的表演很出彩,获得了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赵焕章:是的,王馥莉是一名优秀的演员。观众称她为“天下第一夫人”。《我们的牛百岁》在荣成拍摄,王富礼在剧中饰演菊花。有这样一幕:菊花爱村干部,村干部被批评。村里人说她作风不好,把鞋子都毁了。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上。当时没下雪的时候,剧组用化肥当雪,树枝上拨弄着化肥。王福利一下子掉进了“雪堆”,也就是化肥堆。化肥的味道很刺激,让人想哭。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在她摔倒的地方多撒些精盐。结果她跌错了,掉进了肥料堆里。因为剧情要求她不能马上起来,所以就“不省人事”地倒下了。王福利只是继续往前走。不管气味有多难闻,他仍然行动。

另一个也值得一提的人是陈裕德,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被电影界誉为“河南怪人”的演员,追求的是“我不是故意讲笑话,是笑话逼我来的”的艺术境界。他在《我们的牛百年》中饰演的天府一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懒人》演得太生动了,以至于获得了当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第二名的提名。两年后,他在电影《我们的老兵》中饰演刘铁丹,最终以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获得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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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兵》只用了70多天。

记者:您的第三首歌是《我们的老兵》,这是著名老作家、“地瓜派”代表人物马风、孙乾的作品。当时业内都夸老赵真能干。五年三部戏,一部与时代合拍,一部催人奋进,一部比一部好。

赵焕章: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我想尽快反映他们:《喜盈门》讲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重在家庭伦理的表达;《我们的牛百岁》写的是前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组时的生活,表现了村民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我们的老战士》则处理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如何从事商业生产的问题,揭示了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85年,当我看到马风和孙乾两位老作家写的电影《我们的退伍军人文学》时,我一见钟情。我知道马风和孙茜是50年的老战友,也是同事,一起合作过电影《高山流水》《眼泪》《几次雪灾几个春天》《黄土坡婆婆》。马风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党委书记和副主席。我一看到他们的笔记本,就立刻被浓浓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

记者:我早就听说马风和孙乾的笔记本从不修改。这对你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是个问题吗?

赵焕章:马风、孙乾两位山西代表作家,他们生活基础扎实,熟悉农村情况,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的新变化,及时提出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如何从事商业生产的问题,在当时起了带头作用。应该说老编剧的剧本很精彩,但是从文学书到实际拍摄还是要做一些改动。就像你说的,这两个人过去讲过话,他们的剧本不会改。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我想了又想,决定采取“给故事板出主意”的方式,邀请两位长辈来上海。没想到你们俩都没生气,结果给剧本贡献了不少金点子。当然,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迅速修改最终稿,决定拍摄。

影片的主要场景是夏天,但是我们到山西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绿色已经不存在了。于是我们只能用喷雾器喷绿叶,从上海工厂拿来塑料绿叶和花,一片一片地绑在树上。剧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只用了70多天就完成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高速是我导演生涯中难忘的。

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荣耀。1980年拍摄的《喜盈门》获得文化部农村题材优秀创作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届金鸡奖等四项大奖。1983年,电影《我们的牛百岁》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5年拍摄的《我们的老兵》获得第六届金鸡奖、第九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电影奖和解放军文学奖。1988年获“新时代全国十大影视导演”称号。

谈及为何能在短短五六年内取得如此傲人的成就,他总结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很有味道。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赢得观众的欢迎。他深情地告诉记者:“我喜欢和那些生活基础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为此,他愿意做一名匿名的剧本编辑,帮助作者一次次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是可以不断修改的。影视是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很难打磨好。正因如此,每个剧本的“通关”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喜盈门》五稿,《我们的牛百岁了》七稿……

当然,这一切都来自于对中国电影的激情和高度责任感。赵老还是认为艺术可以走向市场,但创作不可浮躁,这一点真的很对。现在的影视圈,乱七八糟的丑闻很多,但是振奋人心的新闻却不多。我想,重读当年“三部曲”的诞生故事,怀着对老艺术家的崇敬之情,当我们把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变成一幅可以长久流传的历史画卷时,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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