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一起的英文(我们永远不分离的英文)

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深刻而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这使得现代人类历史上一种似是而非的“分裂与统一”状态(马歇尔·伯曼于1983年提出的概念)作为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之一，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出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表明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性和覆盖面。它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进行历史性的反思和前瞻性的阐释。

作者重读了近期关于“世界文学”乃至“翻译与生产”重塑人类生活文化地图的争论中的一些核心文本，包括本雅明的早期经典《译者的任务》，以追溯现代世界秩序建构中跨越界限、分裂甚至对立的精神资源，勾勒出现代中国包括译者在内的文学写作谱系与这一资源对话的契机，并提出了作者所称的“相互转录”驱动。

原文:“互转录”连接现代世界”

作者|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严海平

图片|网络

“联系”的共同困境

近一个世纪前，英国作家E.M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1910)中通过他的一个人物说出了半句祈祷词——“只有联系”，从此，“(没有)联系”这个命题就一直萦绕在人类写作和具体生活的世界里。俗话说“天使害怕的地方，傻子才敢闯进来”，亚历山大·蒲柏的这句诗有一半也被福斯特用在了他早期的小说里(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其中，在他后来的主要作品中，如《印度之行》(1924)，这些试图跨越边界和划分地区的尝试大多流产或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与福斯特写作大致同时，从19世纪90年代、19世纪10年代以及随后的几年，在另一个与之有着深刻区别但又有着根本关联的中国语境中，中国作家们一直试图跨越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各种界限，把握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欧洲与中国的联系，甚至可能的联系方式。

例如，作家、改革家和翻译家严复将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演讲集翻译成中文，并于1898年以《天演论》的译名出版。严复经历了“增、删、改”(增注)创造的“天演论”、“无(无)连”命题，百年后其内涵依然曲折沉重:他在其中注入和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把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天人之辩”和近代赫胥黎、斯潘塞关于宇宙过程和人类过程的关系，严复晚年对这种“统一”的失望和失语，几乎是中国语境中“分而治之”状态的一种特定症状或早期版本。这向我们表明了“联系”的愿望或驱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自觉或潜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如何被历史边界条件所雕琢和制约的。这些边界条件包括“英语”作为一种生产概念的现代机制，一种思想文化运作体系的“崛起”和达到世界主导高地的过程，以及它是如何与其始于18世纪中期、历经漫长的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多方面殖民实践、帝国历史、话语有效性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们把这种不同于不可约的生活世界的“英语”称为“英语语言”。正是在19世纪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形势下，严复的译介成为中国语境中的“惊雷”，所谓唤醒人们面对一个“权力本位论”作为“宇宙科学”的逻辑迅速强化的世界；由此指出或指出了中国长期的、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命题，即如何成为“现代”，如何“现代”，如何在复杂差异、充满张力的人群中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同时，这也是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地区、国家或大洲，作为人所构建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至今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从“只连接”到“如何连接”，重点转移与反思写作，Aamir Mufti出版的《忘记英语》2016是一篇追溯历史，谈论当下的文本。他关注的重点是“英语(English) language (speech)”的功能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和延续的，并一步步成为“一种文学表达的世界语言”，同时又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全球资本主义话语”。通过对16世纪至今相关思想人物的重新解读，穆夫提指明了一幅文学和人文领域认知生产的现代地图，并指出“对等和标准化”的“生产逻辑”是如何具体地作为概念体系、文化领域、研究范畴、职业晋升的组织机制和运作框架(赛义德称“东方”是获得自身职业晋升的敲门砖)，具有不断更新风格的灵活性。穆夫提“南半球”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特征被富有成效地掩盖了，导致人们的生活和人生梦想被一批批“东方主义知识产品”所取代。

简而言之，针对赛义德早期的论点，穆夫提命名为“帝国主义”，以追溯由主动的欧洲和被动的他人组成的核心逻辑如何以其反复多变的文化能指机制同化和驯化“南半球”的生活世界的历史。把萨义德的论证推到其逻辑终点，穆夫提指向了同化与驯化的内涵，即分裂被同化和驯化的人对生命如何诞生和存在、如何转化和延伸、如何呈现其价值的心智感知(分裂状态意味着存在、变化和价值行为悬置的困境)，蒸发或取消其生命所包含的意义和图式，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种分裂的本质是对“南半球”生活世界的永久放逐。

“相互转录”:帮助世界连接

当我们吸收穆夫提的批判意识，加深对“英语体系”/“英语翻译”作为一种主导文化无处不在这一命题的理解时，如何不被它的结构性存在及其各种认知图谱所限制？穆夫提写作中的一个细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理解这一点。似乎把中国作为“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交界地带，穆夫提特别注意到“至少受过一些正规英语教育的人甚至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一条伟大的河流就永远被跨越了”。

“一条大河被永远地跨过了”在英语语境中指向和唤起的，是“跨过卢比孔河”这一人类文明史规模和意义上不可逆转的决定性事件的“罗马时刻”；它包含了一套人类世界历史的普遍叙事体系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史想象。然而，“一条大河永远地被跨过了”的含义，在“至少接受过一些正规英语教育”的中国青年的阅读中，并不是那么不言而喻。在他们生活世界的中国语境中，“一条大江”至少会唤起黄河或长江；世界上也有许多大河。但“穿越永远”的内涵需要学习具体的“罗马故事”才能初步知晓。对于参与这些穆夫提的数百万中国青年来说，这一时刻可能是暂时的停顿和空的开启；这一刻空信号着人们放慢阅读的脚步，让他们去思考甚至想象无数河流的生活世界，去思考和想象穆夫提批判“北半球”逻辑和“卢比孔河”框架中所涉及但未包含的一切，以及他们趋同对话的可能性、路径、方法和意义。意识到这样一种生命(它不同于档案系统中的字面事实)的存在，并以无限的多面生命力及其关联能量为我们的关注点，从而打开我们认知和想象中仍被二元逻辑支配、充满冲突的领域，并具体地将其从欧洲中心的惯性中解放出来。摆脱欧洲中心逻辑的认知重心转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书写世界(复数世界“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活力所迫切需要的。

约瑟夫·列文森于1971年出版的《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与中国阶段》提供了一个翻译谱系，包括但不限于印欧语系的词源词典。在本书中，列文森以他对中国的独特研究探讨了现代世界中的“(不)连通性”这一命题。令人惊讶而又意味深长的是，该书不仅包括而且讨论了20世纪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戏剧的梳理和解读。列文森提供了一套分析，以处理看似随机的汉英翻译选择，将莎士比亚、易卜生和王尔德与不太知名的作品等同起来，以及似乎同样缺乏组织或不相关的译者。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它阐释了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中所显示的语言、审美认知、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模糊性和变化可能性的丰富含义，无论这种关系是否有问题。它指向了现代世界或现代世界本身的一个事件，即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及其意义可能性，并隐含着对现代中国的某种想象。作为对严复《天演论》所映射的现代性困境的回应，它是对世界“分裂统一”的一种警醒，也是另一种可能的推测:现代中国可能将自己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存在；这种世界意义的路径特征是人类文明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特定的生命在向不同文化开放和有意识的过程中被积极地赋予了书写世界变化的能力。

在现代中国的整个文学和文化谱系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翻译家，或者说他们往往是从翻译家开始的。许多作家，如鲁迅、赵、钱钟书、季羡林、许渊冲、、温若杰等。、以及许多出版各种体裁的文学文化刊物和出版书店，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创作、翻译和互文的聚集地，说明在列文森式的世界史写作中，现代中国作为超越穆夫提《英国主义》英译的“完全独特、无限多彩，民族的文明不限于民族”的写作杠杆，在他们的跨语言创作中 “原作”可以是一种文明语境下的变化，“译作”可以是另一种文明语境下的重生，反之亦然； 原译构成相互转录，指向超越既定历史语境和状态的创意本身。比如许渊冲先生的唐诗英译代表作《李白静夜思》就是其中一个充分而简洁的例子:

关于宁静夜晚的思考

我的床前有一池光

o会不会是地上的霜？

抬头一看，我发现月亮很亮

鞠躬，在乡愁中我被淹没

乡愁，在英语语境中，唤起对伊甸园丰富和完美的渴望。在这里，乡愁还形象地体现为一个“我”，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这是中文原文中隐含的一种人类情感。在文明的范畴中承载着不同的含义，英译本唤起了超然的感受，同时形象地翻译了个人所体现的人类欲望。其中，能感受到的是与之相关的祈祷，是生命深处走向归宿的生命力。在有限的时间旅程中，它以其深刻而顽强的驱动力为桥梁，成就了一个令人回味和想象的中英文交流、转换和融合的领域。这种相互的变化和融合，就是艺术生命和生活艺术的提升，也就是许渊冲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由此，一种新的诗学在跨文化家园的创造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发生，并向人类生活世界和精神能力的拓展，以及人类所拥有和必需的人文的丰富延伸。

沃尔特·本雅明的“翻译”被视为“所有文学形式”中的“特殊形式”，因为它承担着观察(并参与)原文成熟过程和自身诞生之痛的特殊使命。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这种双重使命的核心中，有一种祈祷和驱力的活跃，一种被分离或阻隔的事物一起流动的时间，特殊的事物相遇并交融在一起，从而开启了生命世界呼吸、脉动乃至延伸和显现空；否则，这种可能性就会被近代以来欧洲二元逻辑及其无休止的“分裂与统一”版本，以及各种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现代分离主义所扼杀、攻击甚至封杀。在本雅明的表述中，这种对相互到达的祈祷或驱力指向了人类一个由来已久的信念，即“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整体，但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单独达到这样的完整性，只有通过它们所有意图的整体性，相互补充:纯粹的语言”，从而“使隐藏在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中的种子成熟”

语言最初是一种愿望——与人类为伴，跨越人类构建的语源语系和文化文明而动态生成。它跨越了种种障碍，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成为人类及其在世界各地不断更新、再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韧性和创造力的源泉。

(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届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论坛上英文主旨演讲的节选，中文翻译:张瀚文)

文章由社科新闻《思想工场》融合媒体原创。原载于社科新闻第6版第1821期，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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