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创立过程(联合国宣告正式成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治家痛定思痛，认为有必要终结单一民族国家构建的国家体系，用一种普遍主义来想象战争和种族仇恨的过去。因此，作为全球和平和人类发展的产物，联合国诞生了。尽管今天有许多批评认为联合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弱，但从国际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对这种制度设计和理念的理解，必须追溯到联合国的起源——1945年大国政治家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穿越历史遗产，达成这种艰难却势在必行的人类理想共识的。

抛开政治神话和政治学家的后见之明，历史学家马克·梅佐尔(Mark Mezor)在《无魔宫》(No Magic Palace)一书中还原了联合国成立背后的意识形态渊源和争议。它是联合国内辩论和妥协的产物，也是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的反思和忏悔。无论是南非总理下关、历史学家齐默尔恩、国际法律师莱姆金、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许他们的想法都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但在某些时候，他们都真诚地认为，联合国创造的世界将是人类的未来。然而，正是联合国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其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使人类不会重蹈20世纪历史的覆辙。

联合国不是永久和平的乌托邦，也不是大国政治阴影下的傀儡。既延续了旧帝国下的普遍秩序理想，又启迪新兴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它是两种文明博弈和斗争的试验场，也是人类走出丛林世界的尝试。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仍然笼罩在这种观念之争的阴影之下。

《没有魔法的宫殿》作者:(英)马克·马佐尔译者:朱世龙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马克·马佐尔是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获得了沃尔夫森历史奖和达夫·库珀奖。国内读者熟悉他的书《巴尔干五百年》。在马佐尔的新书《没有魔法宫殿》中，他把揭示联合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作为自己的首要关注点。

国际关系史家普遍认为，联合国是20世纪的发明，是国际新秩序的体现。这种国际秩序要求世界应该由法律原则来控制，传统的均势政治应该被集体安全体系所取代。它质疑战争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它还控制国际竞争，减少国家自由行动的空空间。相对于19世纪后期紧张的帝国主义竞争和肆无忌惮的大国霸权，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马佐尔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联合国不是美国理想主义者的独创，英国的“帝国国际主义者”也为它的出现贡献了力量和思想。他认为创建国联和联合国的目的是保卫帝国，而不是摧毁它。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马佐尔特别强调了两个人的观点和行动:一个是南非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元帅，他撰写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另一位是阿尔弗雷德·齐默恩，英国历史学家，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主义理论家，也是国际联盟的热心支持者。

殖民世界秩序？

先说石狮子。作者认为，“如果说现代殖民帝国是19世纪末一代人的成果，那么石世子就是下一代人的领袖，他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来延长白人主导的帝国的寿命。说白了，有一条笔直的……路线，带我们从大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宪政重建，到联合国的建立。”

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告诉大家历史尽头的他是谁，他是如何成为英帝国主义者的。795年，英国人进入南非，逐渐对当地的布尔人(荷裔居民)产生敌意。在1899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国人部署了几乎是布尔人人口一倍半的军队，花费了2.2亿英镑，以焦土战略赢得了战争(英国人把11万布尔人关进集中营，2.8万人死在里面)。在这场战争中，石图子是布尔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按说，历史尽头的布尔人和知识分子应该是英国人的世仇。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布尔战争后，英国人迅速进行改革，在南非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选举和问责制政府制度。英国人并没有将投降后的布尔人排除在这一政治进程之外。布尔人凭借人数优势赢得选举，逐渐掌握了南非的政治主导权。1909年南非联盟成立时，布尔政治家路易斯·博塔被选为首任总理。换句话说，英国人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在胜利后平等对待布尔人，交出了整个南非政权。这种帝王气度，必然会化敌为友。石子说:“四年后，他们把我们国家的一切都给了我们，除了名字。这种信任和慷慨的奇迹以前发生过吗？”从那时起，他成了一个坚定的英国帝国主义者。

南非前总理扬·斯莫茨。

施子曾在博塔政府担任多个内阁职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率领南非军队在非洲作战。政府对他另眼相看，提拔他进入大英帝国战时内阁，这是一个很有权力的职位。他是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主要英国代表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回到南非担任总理，也是帝国事务中的风云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被任命为英国元帅。他是丘吉尔最好的朋友(丘吉尔有“两只老情人的鸟在栖木上一起蜕皮”的比喻)。当时，人们认为，如果丘吉尔在战争中死亡或伤残，他将接替英国首相(政府确实有这个计划，乔治五世国王也同意)。

私下里，大英帝国慷慨到了历史的尽头。“人以秀才待我，我以秀才报恩”不是中国唯一的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南非白人社会的生存也依赖于大英帝国的善意。碰巧的是，19世纪晚期的大英帝国也散发着种族主义等级治理的味道。19世纪后期，整个大英帝国实际上分为两个圈子。内圈是英国和英国移民建立的白人殖民地。外圈是非白人领地。英国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殖民地态度非常友好，视其为伙伴。用当时人的话说，“(大英帝国应该是)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一系列流着相同血液的自治民族之间更紧密的有机联系。......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19世纪末，英国人显然更看重内在而非外在。在他们看来，白人定居殖民地是英国国家的延伸，而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只是帝国的财产。对于石图子来说，大英帝国种族主义等级治理的味道还是挺合胃口的。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南非，正是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一小部分白人生活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中，总是忧心忡忡，需要从帝国的保护中汲取力量来维持这种种族隔离制度。

就这样，在历史的尽头，他把大英帝国当成了理想的国际秩序。在这种国际秩序中，英国作为帝国的首脑，以其“道德精神”和影响力领导着整个帝国，但它不是干涉和控制自治领的内政，而是为它们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帝国存在于一些松散的政治纽带中，它们通过感情、共同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相互结合。石子称赞大英帝国模式是“唯一成功的国际政府实验”。他补充道，“古老的大英帝国再次证明了它的神奇力量。它将每个国家的完全自由和独立与一个世界范围的自由国家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满足了民族情绪，而且顺应了国际合作的趋势，这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力量。”

那么，对这个理想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什么呢？这是帝国之间的竞争。石子认为，一战表明，欧洲的旧联盟政治可以轻易摧毁欧洲的外部文明使命。因此，战后必须达成新的国际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一威胁，石世子极力支持将大英帝国模式推广到整个国际领域，实现大国协调，稳定殖民秩序。巴黎和会期间，他大力推动建立国联，二战结束后，他积极撰写《联合国宪章》序言。

保守派眼中的世界

如果说《历史的尽头》一案主要反映的是对稳定的、白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渴望，那么书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恩(Alfred Zimmern)则展现了一个英帝国主义者对国际联盟应该有什么形式的思考。

有趣的是，齐默恩也和南非有关系。他是齐默恩圆桌骑士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组织的。米尔纳“一直在寻求解决他们认为目前最紧迫的国际问题，即如何调和大英帝国白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与伦敦的持续统治。”于是他召集了一批精英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思考自治领和英国的关系，大英帝国应该如何组织。

齐默尔恩思考的结果是，“英联邦/大英帝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灵活性。正是因为它缺乏一个明确的中央集权政府或明确的宪政体制，所以它才能进化并适应他人的政治愿望:大英帝国的强大源于一种共同意识的出现，而不是一种政治机制的结果。像所有持久的政体一样，它本质上是一个由共同的道德目标和文化团结起来的社会有机体。”换句话说，齐默尔恩认为大英帝国的组织最好是非正式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也没有一个规则明确的政治机制来协调中央政府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是有某种“大不列颠社会”来发挥团结的作用。

作者阿尔弗雷德·埃克哈德·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Eckhard Zimmern)1879年出生于英国萨里郡，在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接受教育，然后在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学习古典研究。1903年在牛津大学新学院讲授古代史，1904年至1909年任研究员、导师。从1930年到1944年，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教授。主要著作有:《第三大英帝国》(1926)、《民主的前景》(1929)、《中立与集体安全》(1936)、《国际联盟与法律权力》(1936)。

对大英帝国历史比较陌生的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有点困惑，不明白齐默恩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原因是这样的:大英帝国的组织一直是比较松散的。事实上，英国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宪法文件对其进行规范。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是什么关系，帝国的中央权威在哪里？事实上，它一直悬而未决。

到19世纪末，世界进入了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当时很多英国人认为有必要整合他们的大英帝国。例如，1883年，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J.R.Seeley在其名著《英格兰的扩张》中指出:“在美国不费力气就能做到的事，它(英国)也能做到，即在一个联邦组织内把相距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当时，帝国联邦运动兴起，这是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和自治领的一场思潮和政治运动。其目的是统一帝国，为帝国提供正式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建立帝国联邦政府还是帝国总议会)。

但是这个想法和运动遭到了包括齐默尔恩在内的许多英国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政治秩序一定是自然形成的。强行建立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只会适得其反。其实这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传统观点。这些保守派对“人为的统一”和“自然的统一”进行了区分，认为强行建立一个正式的帝国只会带来“混乱、不幸和虚弱”。现有的情况已经很好了。“语言、文化、交流、历史、共同习惯、制度、思维方式”足以保证帝国的统一。政治统一只是形式、表象和后果，并不充分。

这些保守派并非盲目守旧，而是看到了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里组织一个国际组织/帝国不可避免的政治困难。然而，大英帝国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权政府之间的争端。

齐默恩在思考一战后的国联时，很自然的就把大英帝国的经验带了进来。他认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高度管制的国际组织是不现实的。齐默尔恩建议和平谈判者应该考虑比不定期会议更持久的东西，但远不如建立一个世界国家。国联将正式成立并继续存在，但本质上是一个大国论坛。”“他批评国际联盟只能通过促进统一和标准化的国际法体系来维护世界和平的说法‘不仅幼稚，而且……荒谬’”。齐默尔恩认同“国际社会”的概念，认为“它不是由正式的规范，不是由国际组织及其繁琐自私的官僚机构联系起来的，而是由一种共同的道德共同体感联系起来的”。而这个国际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有它的领袖，一战前的英国，一战后的美国。

简而言之，齐默尔恩倡导的国联和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国际论坛，而不是一个对大国有约束力的正式国际组织。我们会发现，未来的国联和联合国确实会体现齐默尔恩所倡导的这些特征。当然，这是多方合力造成的，但像齐默恩这样的理论家确实提供了思想资源。

联合国的“非正式性”

在我看来，《无魔宫》这本书就是“有心则花不开，无心则柳暗花明”的典型。马佐尔的重要结论是“联合国是帝国的产物”，但无论是凯墨子这样的政治家，还是齐默尔恩这样的理论家，都没有能够影响联合国意识形态的迹象。二战后英国国力减弱，更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这个结论难免被夸大。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把“联合国是不是帝国主义者创立的”这个问题换成“英国自由帝国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国联和联合国的”或者“19世纪的帝国秩序和20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是什么样的传承关系”，那么这本书里的描述确实会新颖而引人注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这本书确实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过去我们普遍认为联合国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是理想主义者对帝国秩序的否定。帝国是现实的国家霸权体系，帝国与联合国水火不容。这本书指出事实并非如此。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确实有一个不受霸权支配的国际秩序的模板，所以后来他们更容易接受国联、联合国这样的新生事物——无论是把它看成是像石推那样抑制欧洲国家竞争、确保白人文明优先的工具，还是像齐默尔恩那样的非正式国家合作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大国受其规范影响力的主导，各国主权不会受到太多的束缚)。

在这本书中，马佐尔主要批判了联合国的“帝国主义”成分，认为联合国一开始就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帝国元素不一定都是坏事。由于自身的困难，英帝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曾考虑过国际合作。正是这些帝国元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帮助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试想，如果国联和联合国真的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严密的国际事务控制机制，那么主权国家和它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预见的。联合国的论坛性质或许“刚刚好”，但粉的太白，朱的申请太红。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的这种“模糊状态”来源于历史的智慧。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联合国的国际秩序，只有联合国的“模糊性”才使人类取得了今天的长久和平与繁荣。

布尔战争:殖民统治的第一次裂痕

书中还有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就是石图子和尼赫鲁在联合国的争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讲清楚，联合国是如何通过这场纷争，从一个“白人的工具”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论坛的。但我认为这一章的内容更能说明大英帝国的内部困境。

一些现代帝国(如英法)在一点上与古代帝国有很大不同:这些帝国在国内实现了普遍公民权和包容性的社会权利，其统治精英也是在此基础上被选拔出来的。那么，这些国内政治原则是否应该(或者能够)适用于被征服的海外领土，就构成了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母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适用于领土，要么使领土无法进行任意统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领土对帝国的价值)，要么使这个地方的人民参与帝国的政治(从而在社会层面对帝国的地方社会构成竞争和威胁)。但是，如果不加以应用和执行，母国的意识形态就有破产的危险(这些意识形态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以普世的面目出现的)。人们发现，由此产生的矛盾几乎是难以解决的。一个棘手的方法是诉诸种族主义，认为一些种族适合民主或法治，而另一些种族在文化上不适合。这样，帝国就可以通过某种“多元文化”体系结合起来。但种族主义带来的问题是，它也会让人民内部的合作者望而却步，进而导致帝国的治理结构出现很大的缺口。

尼赫鲁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

英国就是这样统治印度的。如上所述，大英帝国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等级治理，这对于白人自治领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对于其他非白人殖民地却是歧视的。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在“印度人是不是英国人，以后能不能成为英国人”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印度大起义后，英国人倾向于回答“不”。这不仅体现在英国极不愿意在印度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负责任的政府，还体现在英国人不给印度人英国公民身份或帝国公民身份。

在南非，布尔人面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为此，他们一直在推动建立种族隔离制度。当时南非已经有一批印度移民，这是帝国人口流动的产物。布尔人也渴望控制他们。他们的态度是，“印第安人不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以免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印第安人种族的巨大水库...会被打开，这将导致整个帝国自治领的泛滥”。这不仅包括废除南非印第安人的投票权，还包括禁止他们与白人结婚，或者购买土地，搬家等等。

布尔人反印情绪高涨的原因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布尔人在南非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1910年，布尔人仅占城市人口的29%，但在1936年，他们超过了50%。与说英语的人口相比，这些新城市的移民普遍贫穷，受教育程度低，自卑，没有安全感。他们中的四分之三是工人阶级。与南非黑人相比，印度移民显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生态位与布尔人最接近，因此布尔人对他们的排斥心理最强。

布尔战争中的布尔游击队。

面对南非政府对印度人的歧视政策，印度新政府提出抗议。“印度政治家希望伦敦有所作为。但英国政府无意干预，因为它无法解决目前的僵局，并认为这是印度和南非之间的问题。”马佐尔直接指出了英国不干预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英联邦要保持凝聚力，就意味着要设立某种仲裁程序来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正式机制，主要是因为印度在英联邦中的地位尚未确定。”换句话说，由于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和帝国本身的“非正式性”，他们实际上阻碍了帝国的团结和统一。

从印度新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问题不能在大英帝国/联邦内部解决，那么新的国际平台——联合国——只能用来发出抗议的声音。这是石图子和尼赫鲁在联合国争论的源头，也是大英帝国失败的证明。

作者/郑飞

编辑/袁

校对/刘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