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尔灯饰(艾铂尔灯饰)

电影《街头天使》《十字街》剧照。都是以中华民国上海为背景。

电影《街头天使》《十字街》剧照。都是以中华民国上海为背景。

20世纪30年代，四家百货公司主导了南京路商业街。

图/视觉中国

建设消费天堂:百货商店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作者:连玲玲

版本:奇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作者:(美)陆

译者:段炼、吴敏、玉子

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作为最早开放的港口，上海从一个几乎被遗弃的沼泽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它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缩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内需走向外贸的最重要的代表。民国时期的上海，既有所谓大人物的境遇与荣耀，也有小人物的粗鲁与矫情。霓虹灯下和霓虹灯外共同构成了上海的繁华世界。无论是投机者、政治家、达官贵人、知识分子、华侨、农民，还是苏北的街头乞丐、人力车夫，他们混杂的生活状态本身就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

1地狱天堂

民国时期上海的兴衰

1856年的一个春天，从家乡逃到上海的苏州贵族葛在附近的一个市场闲逛。他看到许多陌生或熟悉的东西并列混合在一起，如笼子里的鹿豹、白鹤、孔雀和鹦鹉，大排档上的椰枣、荔枝、柑橘和葡萄，进口的植物、昆虫、鱼和巧克力，土著人参与的干果、钟表和印章、玻璃球和珠子、解剖图和针灸图...市面上好像什么都有，大多都有各种音节的洋名，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奇观”对于一个传统乡绅和学者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震撼体验。20年后，葛以强烈的记忆写下了影响深远的《沪游杂记》。

上海一直以其奇观而闻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上海总是走在时尚的前面。煤气、自来水、电话、电车、空 tune这些西方新东西，总让初来上海的人头晕目眩。但在宋代之前，中国无数的地方志中都找不到“上海”二字。直到元代，秋二渔村上海才设县。转折点发生在1843年。当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实施《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开埠。短短半个世纪，上海成为近代发展最快的城市，成为“东方巴黎”，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葛是上海进入民国黄金时代之前的奇迹见证人。这也可能归功于太平天国运动和刀起义。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出生在苏州的葛就不会来上海。1853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很多苏州权贵涌入上海避难。然后在广东人刘力川的带领下，发源于福建的孝道会在上海发动起义，建立了“大明国”。这场动乱导致上海附近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外国租界。英国领事阿里对此采取了强硬措施。就在难民排外情绪迅速升温的时候，一位英国商人走近阿里，向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接纳难民无疑会造成一些混乱，但如果抛弃传统的隔离制度，未来的好处将是无限的。阿里被说服了，这为上海带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外分治的时代到此结束。从此，上海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更加大胆。

可以说上海是靠移民繁荣起来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85%的上海人都不是本地人。在人们的利益和无数战争的驱使下，人们来到了上海，这种景象在1927年北伐后更加繁荣。民国时期的上海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从流浪汉、农民、妓女到暴发户、外交官、知识分子，群居混杂在一起。来到上海的新移民，以自己不仅成了“城里人”，而且成了“上海人”为荣。随着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大都市，上海人也逐渐有了不同的含义。整个20世纪，“上海人”和“聪明”几乎成了同义词。

但这种飞跃的背后是巨大的裂痕。穆时英的小说《狐步舞在上海》中，开篇第一句就是“上海。地狱造天堂！”在上海，街道分为富人的街道和穷人的街道，住宅分为贵族公寓和拥挤的小巷。霓虹灯下的繁华和霓虹灯外的暧昧，共同编织了这座城市的经纬。

2霓虹灯下。

迷人的消费天堂。

对民国上海最著名的描写，大概就是茅盾《子夜》的开篇:“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暮色给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蒙上了薄雾。有轨电车经过时，这条钢架下横挂空的电车线路上不时爆出几道绿色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浦东的海洋栈，像一个巨大的怪物，蹲伏在树荫下，闪烁着灯光，像成千上万只小眼睛。向西望去，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异常巨大的霓虹灯管广告，安装在外国房子的屋顶上，发出火一样的红光和绿磷一样的绿焰:光、热、力！”

茅盾谈到了现代性进军带来的物质符号。从大陆农村来到上海的吴先生，面对的是摩天大楼、霓虹灯，以及“所有颤动的乳房像乱箭一样射向自己胸口”的景象。从身体刺激到心理刺激，他死于眩晕和恐怖。

曾祖父吴之死是一个现代隐喻。它反映的是上海这个巨大的现代文明机器对传统秩序的切割和重组。其中，商业利益起着重要的推手作用。

1914年6月14日，广东香山的七个人，各背着一个坛子和一个麻袋，悄悄来到车流滚滚的上海租界。他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一个通往外滩的路口，并时刻关注着过往的行人。每五个路人从麻袋里拿出一颗黄豆扔进罐子里。这是广州石现公司最初的大豆选址方法，由黄焕南经理带队，受老板马英彪委派，到上海考察，兴建第一家百货公司。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珍贵的地方，就是日后著名的南京路。

有趣的是，正是广东人给上海带来了战争和繁荣。石现百货三年后正式开业，随后它的老对手，同样出身广东象山的永安公司，也跟着尝到了钱的滋味，在南京路买了一块地，与马路对面的石现一争高下。后来黄焕南等人自己创业，联合朋友集资成立新新百货，1926年开业。十年后，广东大新百货也进入上海。自此，南京路的石现、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成为南京路的标志性现象，塑造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商业文明。

海派文化最了不起的是建立了发达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是以现代商业化为基础的。连玲玲在她的《建立消费者天堂》中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贡献。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商业影响力，四大公司采取了各种广告手段，甚至占领了黑夜的领地。霓虹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6年，南京路上首次出现“皇家打字机”吊灯的广告后，石现公司立即跟进，将霓虹灯招牌挂在了公司大楼的楼顶。霓虹灯激起人的欲望，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花钱。

《上海大晚报》(创刊于1932年)的一位作者曾这样描述霓虹灯:“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大新公司，是马路西端的第一家，日夜修建。从正在建设中的大新公司向东望去，可以看到其竞争对手新新、石现、永安公司站在那里相对盯着。尤其是晚上，三连不仅仅是在向未来的小弟示威，甚至似乎在和太阳争夺胜利。那样，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强大的灯光，仿佛在说太阳再也不会来了，它们可以从中照亮大地。”

现代杂志和画报也是四大百货公司商业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生活周刊》第5卷第1期的封底就是“三星牙膏”的整版广告。《良友》是沪上最有影响的画报综合刊物，创刊之初(1926年)就将封底全部卖给了白金龙卷烟。也许最特殊的广告形式是月份牌广告和图片。民国上海的特色之一是诞生了“月牌画派”，商业与中西画风相结合。

在商品陈列上，百货公司也用尽了聪明才智。借鉴西方现代商业模式，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开始使用橱窗展示来吸引顾客。作为“商店的眼睛”，商店的橱窗就像霓虹灯一样，诱惑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眼睛。据1930年3月《申报》上发表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丈夫走进一家新服装店，请店员帮他暂时把沿街橱窗里的时髦衣服拿走，因为他和妻子一会儿要路过这家店。

当时，许多上海居民虽然无力负担南京路的巨额开支，但也把在百货商店购物作为重要的日常消遣。“去公司”和“去看电影”并列，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生活的重要标志。上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街头革命:赛马场、舞厅、战士法庭、剧院、咖啡馆、证券交易所、不断翻新的汽车、现代化的百货商店……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曾经面对过如此多的新事物和如此强烈的感官刺激。对于缺乏心理准备的人来说，上海的街道就像一个迷宫，导致了失落和震惊的复杂体验。难怪，作为一种视觉消费，“荡马路”成了上海市民最常见的日常活动。

金宇澄的《花儿》里有这方面的典型描写。曾经相爱的梅蕊和胡生，一起看电影，喝咖啡，去公园，逛大街。街头秋千尤其具有代表性。荡完街，胡绳将梅蕊送回新闸路的巷子，然后回到茂名路的别墅家中。这是当时上海几乎所有情侣的恋爱活动。

3霓虹灯外

街头巷尾的市民生活

《花儿》里，梅瑞家所在的巷子是一种新型的巷子，比较清静，上海人称“钢窗蜡楼”。但如果是老石库门的前翼，就吵多了。“春楼，三摇一步，隔墙之上，有雕空栏。邻居骂小姑娘，唱越剧，而且是这种环境，除非两个人关灯，保持沉默，打太极做静功。”所以胡绳有时会想，美锐的肆无忌惮的性格可能是房子结构的原因。

的确，上海的住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和邻里关系。上海的房子一般分为三个档次:洋房、弄堂、窝棚。在吴的《新石头记》中，薛蟠说，在上海，“除了跑马车、游园、看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但这就是富人的日常生活。真正的上海人不是在霓虹灯下，而是集中在霓虹灯外的小巷里。

弄堂一直是上海市民社会的微观表征，其雏形是太平天国时期成排修建的两层小楼。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库门巷。按照最初的设计，一个弄堂的房子只供一家人居住，但随着移民的涌入和房价的飙升，很多二房东为了分担房租负担，会把房子租给不同背景的人。因此，一个道教教师可能会发现自己和一个舞女住在楼上，而一个左翼作家也可能和亲政府的保守派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剧《上海滩》(1937)和郑的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都表现了这种混杂的生活。

弄堂设计起源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庭院设计和四合院，其特点是一系列的复合建筑而不是单一的庭院。巷子里有各种公司、算命店、餐馆、诊所、律师事务所、学校，甚至一些政府机关。上海有句话叫“一个蜗牛壳做一个道场”，用来形容石库门民居的拥挤和用途的多样。由喜剧演员杨华生和杨青主演的话剧《七十二家》也是描述上海石库门拥挤不堪的同义词。巷子里的房间都有一些好听的名字，比如前厢、后厢、阁楼、顶楼，但那些好听的名字却在给人相反的印象。鲁·韩朝在他的《霓虹灯外》一书中写道:“新的一天从两辆运粪车隆隆驶过小巷开始。”

很多时候，里弄的邻居都是隔着一层隔膜，所谓“重楼重山”。逃到上海的丰子恺，常常觉得邻居脸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色彩”和一种“排斥力”。然而，拥挤的鸽笼般的弄堂房屋虽然让整洁空的房间变得凌乱，但也创造了一个共享的公共空房间，不同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生各种关系。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学会了对异质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最低限度的容忍。在电影《新老上海》(1936)中，宽容的习得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上在巷子里乘凉是上海市民的一大习俗。吃完饭，我们走出又热又闷的房间，拿着小凳子、扇子、席子、饮料、水果，坐在巷子里一起聊天。这是胡同里的“沙龙时间”，也是远房邻居相互交谈的唯一机会。据说鲁迅的《外语谈》是他1934年住在上海巷时，夏夜闲聊的产物。文章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认识一点，但附近的顶楼或阁楼里不常见面的邻居都是坐在外面的。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店的校对，有的是好的制图师。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呻吟不已，但此时，他们还有闲暇时间，所以也谈闲暇时间。闲的范围也不小:说大话、求雨、吊膀子、三寸零工、洋饭、光腿、古文、白话、流行语。”

巷子里有很多以卖东西为生的小贩。在定期定时交易的基础上，居民和商贩也会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小贩们每天准时出现在小巷里，这已经成为许多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几乎所有的馄饨摊贩都是晚上8点到下午1点营业，他们沿着一定的路线从一个巷子走到另一个巷子。听到“噗噗”或“笃笃”的声音，熟客们就准备拿着容器和钞票在门口等着，或者从窗口挂一个装着钱的器皿。客户和厂商的交易不需要任何语言，甚至一整年都不需要面对面的会议。小贩收了钱，几分钟就盛了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夜间美食。

鲁在他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住在石库门亭子里的一对年轻夫妇过去常常在家里过夜，他们的丈夫在灯下看书，他们的妻子在织毛线。巷子里传来馄饨的叫声，妻子就会把两只丝袜绑在一起，把竹篮从窗户上挂下来，里面装着锅和钱。这是他们每天夜生活的固定项目。可惜丈夫早逝，妻子在随后的两年里继续买馄饨缅怀丈夫，也不想让摊贩失望。后来小贩知道了这个情况，就不忍心再做这个生意了。

4新旧矛盾

现代上海的另一个背景

1937年的电影《街头天使》，开篇就有一系列变化多端的蒙太奇场景，在极短的时间内展现了上海的现代性:霓虹灯、舞厅、广告、大上海电影院、远东饭店、赛马场、南京路百货商店、上海邮政局大楼、沙宣饭店、兆丰公园、外白渡桥、海关大楼、中银大厦、基督教堂、英国人赫德。这令人目不暇接的一幕过后，镜头聚焦在福州路与江西路交叉口的汉密尔顿公寓楼，然后慢慢垂直下移至被厚重的建筑遮挡的下层，再跳出影片的主题字幕:“上海地下，1935”。这是一个关于上海的绝妙比喻。在繁华都市投射的耀眼光影下，普通人的生活显得模糊。然而，正是这些众多的普通人构成了上海最有趣的部分。

许多研究者指出，上海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矛盾的情感。这种矛盾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灵与肉的拷问，激进与退让的冲突，现代与传统的交织。

上海的中秋节就说明了这一点。相传，饿鬼会在农历七月出现。为了确保世界和平，鬼应该受到尊重。这个节日前后的活动一般持续两三周，上海各界都会参与其中，以至于到处都是“鬼魅般的噪音”。在街角和巷子口，随处可见写着“一切都好”的牌子和贴纸。这个活动叫“太平公教”或“兰盆会”。其目的是补偿饿鬼，将他们的灵魂从地狱和炼狱中解放出来，给地球带来和平。

这种组合的一个有趣的呼应是上海小报。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了一千多种小报。在各类小报中，游乐场小报处于特殊的地位，它的繁荣与上海近代娱乐业的兴衰息息相关。《石现天堂日报》石现公司的总编辑周守娟很有代表性，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这份报纸是四开四版的日报。除了小说、翻译、诗歌、戏剧、游记等文艺作品外，还会出版大量的文学批评作品。这些游戏幽默的笔和文章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作为启蒙工具的娱乐，而是转化为娱乐的“世界”。永安公司出版的《永安月刊》也是上海商业文化中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永安月刊》创刊期间，发生了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但在这本以培养生活品味为宗旨的杂志里，几乎看不到硝烟的味道，以至于被一些爱国人士声讨。

这些可能会让人想到“海派”。海派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早已超越了它的文化意义，进而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然而“文学”这个词只存在于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学”。他们强调娱乐，以爱情故事为主线，虽然头脑清醒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社会和道德价值。这些鸳鸯蝴蝶派的剥了皮的作品，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文坛几乎是绝对的霸主。

上海左翼文化背后的鸳鸯蝴蝶派心态，与现代化背后上海市民对民间传统的隐秘传承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也与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息息相关。对和平的深切渴望与日常生活的兴趣紧密相连，这构成了现代上海的另一个背景。上海是革命的，改良的。

1926年，曾经周游世界的作家赫胥黎看到上海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城市有上海这样丰富的人文内涵，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老上海具有柏格森所说的那种活力，而且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活力。上海代表了生活本身。”

作者/新京报记者杨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