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有哪些(世界十大科学家排名)

□任芳艳

郑已经见过太多的鸟了。

但他总是兴高采烈。也是观鸟。他能看到更多的层次和乐趣。他眼中的天鹅形态各异，一会儿低空空盘旋，一会儿把脖子扎进水里。“如果你手里有饼干，它们会把嘴直接伸进你手里。这时候你可以抱着它，摸摸它柔软丰满的绒毛。”在郑眼里，鸟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显示着生命的活力。每当他看到鸟儿在枝头亲密地梳理、争吵或相互歌唱，他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飞跃。

观鸟时，他饱含深情，笔触浪漫；做科研的时候，他淡定地把自己的行踪藏在鸟儿的眼皮底下；野外考察时，他和同事们为了不惊扰鸟类，不顾蚂蚁爬在脸上，忍受衣服被露水打湿，只为得到逼真的观测结果。

郑接受“动物资源保护特别成就奖”。“中国科学院图像资源建设”课题组供图

他从零开始引领了中国鸟类研究的发展，被年轻一代奉为大师。他的《中国鸟类名录》是中国学者编纂的第一份国家鸟类名录。他用英文写的《中国鸟类区系大纲》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家养鸟类的著作，堪称国际经典。1989年，为了给83岁的郑老颁发国际自然保护特别成就奖，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主席专程来到北京。这个手术在这个学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这个奖第一次颁给中国学者。

郑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为原来只有拉丁名的鸟找到了合适的汉字。60多岁时，他还坚持到野外去做科普，向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解释，野鸟脚上的铝环是为了保持野心不灭。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后起之秀逐渐成长起来。有人说，郑老的教导是全方位的，细致的。

郑老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信念:永不放弃时间。他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有人形容郑永远是一座山。他真的像一座山。而不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化，而是因为不断的积累而越来越深，最终成为时间的主人。

为鸟类学奠定基础和框架。

郑15岁时，考入福建基督教大学，主修生物学。1926年毕业后，他去密歇根大学深造。密歇根大学博物馆里的一个标本彻底改变了郑的研究生涯。

参观博物馆时，郑正在一群动植物标本中走着，突然看到一只金背红腹的大鸟，这是金鸡(红腹锦鸡)的标本。没错，郑，陕西宝鸡附近有一座小山，叫金鸡岭，那里是金鸡的故乡。但他面前的标本标有拉丁名称，这表明瑞典学者林奈在1758年发现了它。

金鸡是中国的特产。为什么要被外国人收藏和命名？郑想了想，打定了主意。当时他的母校协和大学写了好几封信邀请他回学校任教。当时，郑的胚胎学研究成果甚微，舒适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正等着他。但他婉拒了导师的请求，心思早已飞回了思念的祖国和福建鼓山。

1930年，郑到协和大学生物系讲授普通生物学、胚胎学等课程。当时中国现代鸟类的研究几乎空白给，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基础生物学课程也面临着原教材不符合国情的问题。郑从最基础的写作入手，于1932年出版了《大学生物学实验教程》。后来《脊椎动物分类学普通生物学大纲》等教材陆续出版。平日里，他教书，写教材；放假期间，他和学校生物学会的同事一起外出考察，采集标本。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不久，福州告急，协和大学迁至武夷山邵武古城。当时武夷山尚未开发，邵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人类的穷乡僻壤却是鸟类的天堂。武夷山躲过了第四纪冰川浩劫，森林植被极佳，可谓“鸟类天堂”。

此后，郑坚持到野外去，甚至经常去邵武。

凌晨四点，太阳刚要升起，是鸟类最活跃的时候。郑和他的学生翻过连绵起伏的山丘，走过茂密的丛林，详细记录了当地鸟类的种类、迁徙时间、停留时间、数量等。从1938年到1941年，这样的调查一直在继续。

“我可以说，当年师生组织的观鸟活动，是中国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观鸟集体活动。”郑写道。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大家依然坚持考察，既体现了对科学的坚持，也显示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这几年积累的数据最终写成了《邵武鸟类近三年观察报告》，这是我国第一份鸟类数量统计的野外调查报告。

几十年后，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野外科学考察和标本检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走遍了全国，包括西藏、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四川、云南、海南……即使在七十岁的高龄，郑仍然坚持到野外去。

一系列的研究结果随之而来。在河北，他研究了当地水果区的主要食虫鸟类；在西藏，他讨论了高原陆生脊椎动物的区系演化；在黑龙江，他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鹤类自然保护区...这些努力使郑的标本和资料更加丰富，中国鸟类的资源概况和区系更加清晰。

用行动产生结果，阐明观点。

邵武调查结果公布后，郑继续留任，并接手了海外调查任务。1945年，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回到美国。当时飞机被日本占领，要沿着伊朗、摩洛哥等地绕道华盛顿，但他根本无法休息，因为他知道，要想继续国内的鸟类研究，就必须尽快解决手中资料匮乏的问题。

他在郑东海岸的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交流学习，同时到各博物馆查阅鸟类标本和文献，学习研究经验，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世界各国开始了漫长的战后恢复。

本来，郑想去美国各地考察鸟类，或者去英、德等地参观博物馆继续交流。但由于当时社会混乱，交通不畅，他没能成行。他毫不犹豫地加紧了回国的准备:“我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扎扎实实地开展中国的鸟类研究。”

鸦片战争后，一些欧美学者发表了中国鸟类的相关研究。1931年，美国学者齐天熙等人在《中国鸟类名录试编》中记载了中国1668种鸟类和亚种。郑回国后，利用一切假期查阅了这本目录，找出了需要更正和删减的部分，标定了每一种鸟的学名。

1947年，即郑回国后的第二年，出版了《中国鸟类名录》，列出了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共计1999种和亚种。这是中国人第一部系统研究鸟类的专著，直接把国内鸟类研究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时，郑已是中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了朋友寄来的赴台机票，选择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和他的爱人先后移居北京。陈加剑抵京后，加入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郑于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所)。

在此期间，郑鸟类调查工作逐步开展，并产生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1955年至1958年，他完成了《中国鸟类名录》第一、二卷的编纂工作，初步确定了中国鸟类的学名和异名，明确了种和亚种的分布。

1959年，郑、等主编的《中国动物学》改写了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和界线。学术界分为六个地理圈:古北界、新古北界、东洋界、热带、新热带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国家只是在单一的地理区域内，而中国正好跨越了古北界和东洋界，这也是中国物种丰富的主要原因。

1876年，英国人华莱士在南岭划分了古北界和东方界的界限，学术界对此早有界定。然而，郑等许多学者在后续的实地考察中发现，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在《中国动物学》一书中，郑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鸟兽的特有种、优势种和主要经济种，并结合土壤、植被和气候分区，最终确定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界线应从原来的南岭山脉改为秦岭山脉，向西穿过横断山脉北部到达喜马拉雅山脉。

秦岭划界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同和认可。此外，郑等根据野外调查资料，将全国动物地理进一步划分为7个区和17个亚区。这种动物划分是世界上首创的，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郑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1960年春，郑率队考察四川峨眉山时，发现了中国珍稀动物白鹇。这种鸟此前只在云南、广东、广西有记录，在数百公里外的峨眉山没有。郑敏锐地注意到，峨眉山的雄性白鹇与云南等地的白鹇不同:前者左右两侧的外侧尾羽为纯黑色，后者的尾羽为白色，有黑色细纹。根据生物进化理论，白鹇等动物分为高级种群和低级亚种，低级亚种为了适应环境会有一些差异。以前认为亚种更容易在某个物种的中心或起源处被发现，人们根据亚种的位置来判断某个地方是否是某个物种的起源。

但综合研究郑白鹇的14个亚种后发现，作为一个低级亚种，纯黑色尾或黑色斑点的白鹇均匀分布于峨眉、四川、海南岛和柬埔寨南部，均属于白鹇分布的边缘。但在白鹇的分布中心云南，大部分鸟类的尾羽都是白色的。据此，郑等人提出了“排挤观点”，即“低等亚种被排挤到这个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这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优胜劣汰是一致的，也是对这一观点的补充论证。

用研究了解真相，获得认可。

当时，郑是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鸟类学会的名誉主席，以及博物馆、动物园和其他相关组织的一些社会职务。在海外，他是英国、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他还是国际鹤类研究中心的顾问，世界雉鸡协会的主席，第22届国际鸟类学大会的名誉主席...当他身体不适时，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什么时候康复，而是住院时能否继续工作。

郑老的勤奋有目共睹。他的研究生涯共出专著20部，专业书籍30余部，论文130余篇，科普文章数百篇，共计1000多万字。他在动物研究所工作时，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在办公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拿着妻子准备的暖水瓶，走进办公室。

他去野外的时候都是自己动手，直到走不动为止。经过几十年的野外历练，他经常在风中露宿，去人迹罕至的山林，与危险擦肩而过。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游览了安徽黄山。由于路太陡，他不得不蹭下台阶，裤子已经磨出了许多洞。下了山，急着开会，只好穿破洞裤。在云南调研期间，他骑马翻山越岭，山路狭窄，只能通过一匹马。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导致胸部和肋骨受伤。

郑的努力给带来了很多收获。虽然他在云南考察时受了伤，但他和同事发现了画眉的一个新亚种——斑胸噪鹛大围山亚种。当时，中国学者发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0多个鸟类新亚种，其中16个是由郑发现或领导的。

1965年，郑经过多次整理，将几十年的成果汇总成30厘米厚的新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对我国已知鸟类的分类系统、学名修订、亚种分化、分布和迁徙等进行了整理。此后，为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郑应出版社邀请，编写了120万字的英文版《中国鸟类志大纲》。这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鸟类记述，是中国鸟类研究进步的又一基石，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相当完整的中国鸟类资料。由于该书专门描述了我国鸟类的濒危情况，也成为鸟类自然保护的重要依据，为后来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了参考。

这两部著作进一步确立了郑在国内外的声誉。

1981年郑再次访美时，他的母校密执安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证书。1989年，美国野生动物协会授予他1988年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别成就奖。刚刚出院的郑因身体不适未能前往美国。全国野生动物保护联合会决定派时任主席的黑尔到中国给郑老颁奖。

1988年，郑·(右二)获美国野生动物保护联合会颁发的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别成就奖。“中国科学院图像资源建设”课题组供图

郑在领奖时强调，他的一切学术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在广大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的。

虽然郑老在1998年就离开了我们，但他对中国乃至世界鸟类学的影响是无穷的。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后来出版了《中国鸟类分类和分布目录》,每隔几年更新一次。他的研究生，动物研究所的雷福民，2022年当选为国际鸟类学家联盟主席。以郑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在前人积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加强鸟类学科。

爱鸟，爱生态，期待美丽中国。

纵观郑的一系列成就，不难看出他实事求是、严谨辩证的学术态度。除了查阅大量资料，花时间做研究，他还善于向人请教。

在多年的野外工作中，郑与当地猎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非常熟悉猎人的工作习惯，会请他们做助手，用某种方言问他们某些鸟的名字，以及它们通常生活在哪里。如上所述，正是因为郑在猎人家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本，他才有了未来的研究成果。

1991年，郑老还把自己亲笔签名的获奖书寄到了家乡福州，送给了当年的助手、福州一代猎人唐瑞干，感谢他多年前帮忙收集鸟类标本。

猎人以打猎为生。郑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生吃珍禽是时尚，乱猎乱杀，只顾自己，不顾社会和他人。他强调，中国的鸟类要走“保护、保育、保存”的“三包”之路。鸟类是自然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要大力保护有益鸟类和农林濒危物种。至于一些有工业价值的鸟类，要适当保护，以便合理合法利用。不同鸟类栖息的森林湿地也应该得到保护。只有保护好各种生态环境，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才能“安居乐业”。

在《中国经济动物志·鸟志》中，郑还特别写道:鸟害的防治是复杂的。在鸟害严重的地区，对利害关系不明确的物种更要谨慎，切忌乱杀，否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995年，中国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为“四害”。为了找出这些问题，郑和他的同事们在河北和北京收集了800多只麻雀。郑等人经过一年的调查，证实麻雀主要以昆虫和卵为食，秋收季节在农作物区造成危害，而在林区、城市等季节没有危害。因此，麻雀应该被预防和杀死，而不是被消灭。

因为他维护麻雀的坚定态度，郑的这个故事被编入1988年的《思想品德》教材。教科书是这样写的:“他不顾个人得失，大胆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他认为探索、坚持和宣传真理是一个科学家的神圣职责。”

郑的案头工作。“中国科学院图像资源建设”课题组供图

郑为鸟类研究作出了毕生的贡献，后人评价他为“中国现代鸟类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和“中国鸟类学的骄傲”

郑在八十多岁时因病住院，但他仍同意出版社的邀请，撰写科普书籍。平日里，他写作、口述，让儿子儿媳整理，最后记录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在谈到他的个人选择时，郑写道:“我选择了回中国的路和鸟类学。对于这个选择，我一生无怨无悔。”

(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对本文写作的帮助和支持)

编辑:邱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