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旷人稀的旷是什么意思(左支右吾的意思)

本文通过对泰国美良河村的田野调查，描述了自称“中国人”的云南汉族人从误解、逐渐了解到最终认同的过程，揭示了生活在泰国北部的云南汉族人的族群认同是从三个维度(语言、社会认同和文化)形成的，这与他们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经历和生活境遇有关。同时指出，文化认同是形成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维系族群认同最持久的力量。
当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研究，以田野调查为起点，参与观察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以民族志的方法记录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文化时，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法。野外工作的魅力在于，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可能根本不是你所期待的，但会极大地影响或左右你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一点，郝锐举了一个例子，特拉维克原本打算研究泰米尔纳德邦的身体概念，但最后写了一篇关于生命过程理论的博士论文，并解释为民族志网络中的流动和过程生命会改变民族志学者的态度、兴趣和欲望。1类似的问题发生在我进入泰国美良河村进行野外工作的时候。

在笔者进入田野点之前，研究计划是研究泰国拉祜族的迁徙和跨境交往。当我走进清莱的一个拉祜族村庄——清迈大学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区域中心(RCSD)的同事为我推荐的田野点(field point)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国民党残余士兵建立的“难民村”，尽管那里生活着100多个拉祜族家庭。它的中国村叫美良河，社区主要居民是来自云南的汉族，自称“中国人”。为了了解这个社区的多民族社会生态，国民党士兵残余、马帮后裔等这群云南汉族人的生活也进入了我的观察视野。

在我观察和了解他们日常生活和迁徙历史的同时，他们也在观察和了解我，经历了一个从误解到了解，再到理解和认同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是人际交往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对称的必然过程，似乎也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经验。但由于我观察的对象是自称“中国人”的泰国汉族，这个群体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我与他们的相遇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由政治历史、经济现实和传统文化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这促使我们在思考他人的过程中思考自己以及我们所共有的中国民族文化。因此，田野工作的经验不仅是任何人类学家的必要工具，也是通过观察他人进行自我文化反思的过程。格尔兹认为这是一种从见证到我见证的转变。这篇文章是我在田野工作中见证了别人也见证了自己的一个案例。

一个

梅河村位于泰国北部清莱的山区。它的名字与流经村庄的一条小河有关。第一批定居者于1961年来到这里。虽然村子的历史不长，但梅梁河村的名字已经改了很多次。原名明朗村，后更名为杨民村。现在村民们叫它梅梁河村。梅河村频繁更换村名与该村复杂的村史密切相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村民的云南方言中，梅梁河村的发音是梅南河，但这里的汉族村民告诉我，该村正确的普通话2表达是梅梁河，梅南河只是一种方言发音。

众所周知，泰北“难民村”是指滞留泰国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建立并定居的村落。1949年前后，在中国大陆战败的国民党第39师撤退到缅甸。从此，这支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成了在东南亚游荡的“孤军”。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将这些军队从缅甸和泰国撤回到台湾省。但部分云南官兵不愿意去台湾省，于是脱离台湾省当局，在缅甸和泰国北部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开始了艰难的生存之路。国民党第39师副师长张，不愿跟随已从台湾撤至台湾省的部队，不愿与留守的“国军”挤在美斯勒，于是带着几个亲信，沿缅泰边境的原始森林山脊南下，寻找栖身之地。当他们来到梅梁河经过的山谷时，发现了成片的野生茶树和相对开阔平坦的土地，决定在这里建一个村庄。于是，张副师长回去动员了几十个下属和一些拉祜族人，一起搬到了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这就是梅梁河村的建立。

由于美良河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野生茶园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不断吸引着泰国北部的族群迁入。泰国北部的大部分民族都是从云南迁徙过来的。除了拉祜族，哈尼族的阿卡族、阿克族，还有少部分来到梅梁河村的傈僳族、傣族，都是云南血统的民族。梅河村的人口在增长，村庄在扩大。到2010年笔者实地调查时，美良河村由8个自然村组成，行政上隶属于两个“组”(泰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类似于中国的行政村)。目前，梅梁河村的汉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不到1/3，其集中区域是该村的核心区域，被称为杨民村。拉祜族村(有三个小寨子)、阿卡族(有三个小寨子)、阿克族三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核心区外围，对汉族村形成半包围态势。汉族聚居的核心区有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是梅梁河村的商业区，杂货店、超市、气店、加工厂、赌场都集中在这里。泰国学校、中文学校、村卫生室、泰国皇家农业发展中心等机构也坐落在核心区，宛如一座小城，热闹非凡。

梅河村汉族从云南迁徙过来，主要是国民党军人家属及其子女，部分是马帮及其后裔，少数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个人原因迁徙到泰国的。这些云南汉族主要来自保山、临沧、瑞丽、澜沧等地。这些云南汉族人自称“中国人”，周边的少数民族也称他们为“中国人”。在他们的语境中，“中国人”既不是国家概念(中国籍的人)，也不是民族概念(汉族人)，而是一个地区和民族交融的概念——说云南方言的汉族人。实际上，不仅“中国人”这一概念有其特殊的内涵，其他相关概念也有其特殊的含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泰国美良河村的“中国人”话语中，“中国”、“大陆”、“台湾省”三个地理区域空之间有着明确的政治界限:“中国”是指中华民族，是自黄帝以来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多民族融合的体系；“大陆”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省”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政权。

因为我不懂“中国人”这种特殊语言及其相关词汇，当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遇到来自梅梁河村的“中国人”时，我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前几天我们采访“中国人”的时候，因为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在中国，为了交流方便，陌生人一般用普通话交流，避免方言交流的不便)，我会先用普通话跟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他们总是怀疑地看着我，然后问:“你是台湾省的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内地的，云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对远道而来的家乡人表现出热情，反而有些冷漠。有时候他们问我，“你卖的是什么？”无缘无故问我。有一次在一个拉祜族婚礼上看到一个长得像汉族的大姐，我用普通话问她:“你会说中文吗？”她摇摇头。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用云南话和别人有说有笑。我觉得很奇怪，对他们的冷漠也有点疑惑。

有一次，我在中文学校遇到一个打杂的，和她交流。她是Aka，我们开始用普通话交流。后来听她说云南话，自然就改成了云南话。她马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原来我们是一家人！”后来，那个在婚礼上说她不会说中文的村民向我解释说，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她不会说普通话。当我逐渐体会到“中国人”的含义时，我就用云南方言和他们交流。这些“中国人”态度明显好转，渐渐地我成了他们愿意倾诉的对象，和我分享他们从中国到缅甸到泰国的迁徙、定居、创业的经历。

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从昆明移民过来的村民。因为他说的是地道的昆明话，所以说临沧话和保山话的汉族人，总觉得这个昆明人是打了折扣的“中国人”，因为听不懂他说的话。这个孤独的昆明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用蹩脚的普通话和村民交流，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现在他在中文学校当中文老师，上课也用正宗的“马普”。我呢，因为我说的云南话接近临沧话，虽然村里人都知道我是昆明人，但都愿意把我当成他们一样的“中国人”。

“族群认同”的问题看似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题，但也看似是一个很小的实践话题。我在泰国美良河村被“中国人”认出来是因为我会说云南话，这出乎我的意料。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村民们最初对我的误解。这是我逐渐被接受后，“中国人”告诉我的。

第一种误解是“骗大陆人”。众所周知，“中国制造”在国外是劣质品的代名词。有时候我们买了劣质货还取笑“中国制造”。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当成了“中国制造”的卖家，内心的无奈就一言难尽了。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外省人来过这个村子。在我和我的助手永杰来这个村子之前，几乎所有来自大陆的商人都来过这个村子，包括浙江、四川和云南。他们带着各种货物到村里租了一个店铺出售。"这些商品看起来真漂亮，色彩鲜艳，款式新颖，而且价格很低."村民告诉我，“但是质量太差了，鞋子穿了一个月就粘了，毯子用水一洗就全变成絮了。”“那些来卖金戒指和手镯的，其实都是黄铜镀金的。”村里人还调侃我:“有一次有个牙医来补牙。他在村头补了牙。补牙的人还没回到村尾，补牙就掉了！”更可气的是，还有一个卖药的，卖的是一种岩蜜。他吹得很棒，说它可以治疗头痛、背痛、胃病等。，而且是当面试过的，镇痛效果很好。结果大家都掏钱买了，价格还是很贵。但是当我们买回来吃的时候，发现没有效果。原来他在样本里放了麻药。”村民们在谈完让他们气愤的受骗经历后，会害羞地补充一句，“听说你是内地来的，还以为你也是来卖东西的。”

第二个误解是“中共派来的调查人员”。这个村子是国民党残余的“难民村”。因为它在战场上与共产党有过直接的战斗，所以它也接受了许多诋毁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他们还听说了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酷刑。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持有很深的偏见。另外，该村虽然建村时间不长，但历史并不辉煌。建村十多年来，经历了多次内部的地盘之争，一度让梅梁河村刀光剑影。很多当事人都不愿意提这段历史，不知道是不是担心泰国政府翻旧账。所以我在拜访一些重要的当事人时，对方一听说我是“大陆”的，立刻变得非常警觉，说话也很谨慎。他们对自己的家族史和村史含糊其辞，或者避而不谈，生怕我调查他们的旧事。直到他们通过对我助手调查活动的观察，进一步确认了我的大学教授身份，判断我不是“中共派来的调查员”后，他们才开始放松警惕，向我敞开心扉，向我诉说作为“孤军奋战”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艰辛和无奈，以及无法回到家乡的痛苦和悲伤。

我从两个方面的误解，随着与这些“中国人”的进一步交流，很快就消除了，但这一次实地工作中的“意外”却值得思考。人是群居动物。从出生开始，每个人都受到自己血统、出生国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为他设定了一种身份或一种社会角色。当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社区，别人会根据一些先验知识来判断他的身份。进入梅梁河村，我就向村民传递了两个身份:一个是“从大陆到中国的人”，一个是“做研究的大学教授”。在别人眼里，对“某国人士”的认同和评价往往来自于直接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这既是信息不完全的结果，也是“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心理投射。梅河村的汉族村民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回国探亲。除了60多年前父辈的记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在于与大陆商人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经历过很多次商人用假冒伪劣商品行骗，对大陆人形成了刻板印象:商人、骗子，我被村里人误解为“不法商人”也在情理之中。由于国共之间的历史恩怨，我这个中国村民被误读为“CCP调查员”是合乎逻辑的。

有趣的是，误会的消除正是因为我的第二个身份——“做研究的大学教授”的作用。梅河村30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建村之初，各种条件都很艰苦，于是在村里建了一所中文学校，让孩子们接受教育。中国的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从初一到初三的教学体系。有条件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台湾省或清莱的中学，让孩子接受优质的中文教育。家里有上大学的孩子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会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和羡慕。因为村民尊重和重视知识，当他们逐渐知道我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时，也对我产生了尊重和信任。在我们即将离开梅梁河村的时候，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和友谊:每天在市场卖菜的陆阿姨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蔬菜大餐作为告别宴，开家电商店的杨梅送给我一些自己亲手编织的漂亮沙发垫。对我充满防备的张副师长的儿子张大哥，第二天一早得知我们要走，临走前坚持要在短时间内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被梅梁河的“中国人”认可，除了共同的语言和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地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的信仰，准确地说是我的宗教倾向和文化价值观。在梅梁河村与“中国人”交谈时，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信仰什么宗教？”或者“你信仰基督教吗？”我开始跟他们说“我不信仰任何宗教”，后来改成“我信仰佛教，中国的佛教。”为什么村民问这个问题，我这个非宗教人士却需要灵活回答？这是因为这里的汉族把不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归为信仰中国的佛教徒。

梅河村是一个多宗教社区，信仰基督教的人居多，约占70%，有汉族、阿卡族、拉祜族、阿克族等；天主教徒约占15%，以阿卡族为主，其余15%自称信佛，均为汉族。但是，这些自称信佛的“中国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随者。有一次，我问信佛的村民，这个村有没有寺庙。他们说好，带我去看了村外山上的寺庙——一个简陋的土地庙，只有一个神龛，没有神像，供奉神龛的香炉里只有一点香灰。据村民介绍，他们只在春节期间组织去土地庙集体祭祀和活动，其他时间很少去。至于离土地庙不远的泰国寺庙，只有一个泰国和尚，每天在寺庙里打坐、学佛、打坐。这些“信佛”的“中国人”不像泰国人那样定期上佛教课。事实上，他们很少去泰国的佛教寺庙朝圣。

梅，一个嫁给拉祜族的“中国人”，出生在缅甸。她家里经济条件很差，靠种鸦片为生。17岁时，她偷渡到泰国南部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们结婚后，梅回到村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并煮茶园。她说她信佛，每天都为家人烧香祭拜“天、地、王、师、亲”的牌位。中秋节那天，她在屋外烧纸祭祀死者。她信佛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她老公信佛。所以很多基督徒来劝她改信基督教，态度坚决，不给劝导者留任何余地。

在梅河村，绝大多数村民信仰基督教，绝大多数汉族人也信仰基督教。村子里有五座基督教堂。在基督教的强大影响下，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不仅要承受基督徒坚持不懈的说教和劝说的压力，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家庭亲情的无形影响。匡大姐和陆阿姨是夹在家庭之间的信佛人士。

在奕劻的家里，我们没有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崇拜的“天地君师”神灵。她说:“我一直信佛，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佛，其他人都信基督教。我的父母和我的孩子都信仰基督。我自己信佛，因为家里小，没受洗，后来和婆婆结婚，婆婆也信佛，我也跟着信。现在在这个村子里，基督徒来劝我皈依基督已经很多次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改变我的信仰。因为耶稣诞生才2000年，而佛教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佛教的历史比基督教的历史长。而且，佛教是中国的宗教。我来自中国，我想信仰中国的宗教。”

鲁阿姨出生在缅甸。由于丈夫的遗弃，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独自谋生非常困难。移民泰国美良河村后，生活逐渐稳定发展。她说自己从小受父母影响信佛，觉得这是传家宝，是中国人的天性，所以无法放弃。从她对父母的回忆中，我们感觉她对佛教的信仰与其说是家庭的影响，不如说是她通过信佛来纪念父母。他的儿子过去吸毒，影响了整个家庭。后来，一位牧师帮助她的儿子戒了毒。从此，她的儿子成了坚定的基督教徒，儿媳和孙辈也信了基督教。她非常感谢给她儿子重生的牧师，她也很高兴他的儿子在基督教教义中寻求真理。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她的信念。为了不让儿子难堪，不伤他的心，她不在家里放任何佛具，也不为泰国寺庙的和尚准备施舍。家里挂着一个十字架，但是陆阿姨看着心里的佛。有事时，她会准备好自己的供品，去寺庙(山寺)安静地祭拜；她看到和尚化缘，也会在附近的店里给和尚买些水果和零食。

村创始人张的儿子张大哥，是佛教的坚定信徒，他家正房供奉着“天地君师”的牌位。张大哥的妻子对我们说:“我们父母都信佛。我们活着的时候，父母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要相信自己国家的宗教。……信基督的人，心里只有神，却没有自己的父母。前几天，中国一个家庭的女孩结婚了。那个女孩信基督，连父母都不拜。虽然你信基督，但至少你的父母还活着，你应该向他们跪拜。不要崇拜，让人看着不舒服。这太不对了，没有父母你怎么能来到这个世界！”

王道明老人是梅梁河村的一位博学长者。他出生在临沧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3岁时，因不堪“三反五反”中的批判，被流放到缅甸，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几年老师。受家风家教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很深。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当他得知我们也“信佛”的时候，他很高兴，说:“没错，中国有自己的宗教。中国人怎么会信外国宗教？我们的宗教博大精深，怎么能背叛祖先去信外国宗教！”当我们进一步了解他对佛教的理解时，我们发现他对佛教的理解是庄严地供奉在家庭大厅和他的木匠作坊里的关公和财神的雕像的“天、地、王、师”的神性，斋藤优子治理家庭的格言中“不施恩惠，不忘所受恩惠”的价值信条，以及受“胡艾莲理论”的启发而独立自主。是孔子的仁、礼、智、信。

从鲁大妈到，从张大哥到老人，他们的“佛教信仰”其实并不都是宗教信仰，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线的儒释道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思想。梅河村的“中国人”，苦苦坚守着自己的“佛教”信仰，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坚守和守望。

而我，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一个来自中国的大学教授，一个带着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学者，在这些单看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国人”眼里，当然是和他们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被他们认定为一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梅梁河村，基督教势力非常强大，大部分“中国人”早已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坚持中国文化，那就是让孩子学习汉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所述，梅梁河边建的中文学校，初期条件非常艰苦。坚持办下去，扩大到国内规模，是多么艰难的追求啊！目前办学条件依然困难，教师工资很低，业余时间需要到村里的加工厂打工维持生计。但12位老师一直坚持教300多个孩子，开设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学科基本齐全的小学和初中课程。中国学校使用台湾省版中小学教材，更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比如国语、历史、字母、三字经的课程，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有关。有一个村民，从缅甸移民到泰国时住在一个低地小镇，后来为了让孩子读中文，他家搬到了深山里的美良河。梅河村所有汉族和部分山区民族的孩子，早上7点到下午4点在泰语学校学习，下午5点到晚上8点在汉语学校学习，非常辛苦和忙碌。这些改变了宗教信仰，在信仰上妥协退让的“中国人”，不是文化上的湮没，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坚持，一种长久的坚持，一种永恒的坚持，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对世界和人生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34我们在美良村和这些生活在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十七大上读到的那些简洁抽象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感染了我，促使我深入思考与“身份”、“认同”、“族群认同”相关的问题。

身份是一个人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在无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的法律地位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国籍，即公民身份。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是由教育程度、收入、职业、文化圈、社会评价等多个维度构成的。其中，职业是判断一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维度，因为职业往往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文化密切相关。一个阶层的社会认同往往固化成一种模式。对个人社会身份的认同，往往是被这种固化的模式所认可和理解的。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区分“我”与“他者”的重要概念。认同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它们共同的文化表现就是个体在心理上属于某个群体，或者说某个群体接受了某个个体的社会心理。

我，梅梁河村的云南汉族，同属一个族群，但族群认同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都是“中国人”而立即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误解到后来的接纳和友好，这个过程首先在于我说云南话的表象，使他们初步把我归为和他们同类的人，即建立起最初的族群认同意识；梅河村“中国人”的进一步确立，认可了我的“大学教授”身份，使我在村民眼中成为一个政治中立、行为善良的人。当村民们摆脱了敌意，开始平和地接纳我，了解到我的宗教倾向和文化价值观后，他们开始在心理上接纳我，把我放在同一个群体里。由此可见，决定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是文化，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文化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政治表达。

在梅梁河村“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既是对我这个突然的社区闯入者的接纳和理解，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上述观察。它还有另一个社会功能——它是保持种族界限的战略工具。

生活在泰国北部的云南汉族不是当地民族，而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这些渗透着中华文化的中原移民来到云南，使他们与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缓慢的土著民族产生了文化差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文化优劣的看法更清晰地呈现在其现实参照系中，从而产生了大汉族主义倾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新民族政策，才倡导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真正把各民族平等落到了实处。

但是，梅梁河村的汉族人并没有接受民族平等的政治观念和社会实践，仍然保持着大汉族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在他们眼里，从中国一直和他们生活在共生生态关系中的山地民族，都是劣等的“彝族”。至今，他们仍称拉祜族为“罗黑”，傣族为“八一四五”。他们还把泰国北部的泰国人称为“果洛”，这显然是一个贬义词。他们自称“中国人”，这在称谓上区别于其他山地民族，显示了他们的文化优势。

在梅梁河村，汉族男子娶山区民族女子的家庭很多，但汉族女子娶山区民族女子的情况很少。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泰国人，尤其是果洛人。他们最希望女儿嫁给泰国南部的潮州人(经济条件好)，其次是泰国北部的云南汉族人。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个族群边界的维护。对于有文化优势的泰国北部云南汉族来说，和山民结婚可能对他们有一些征服的文化意义，但是和山民结婚就意味着文化优势的丧失。一个嫁到拉祜族的汉族妇女告诉我，她的兄弟姐妹看到她穿拉祜族的衣服，说拉祜族的话，都很难过，说她被“降格”了，坚持要她穿汉族的衣服。

所以，自称“中国人”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在泰国北部汉族人和山地人包括泰国人之间保持种族界限已经成为一种策略，是一种文化优越感的表现或象征。

总之，作者在泰国美良河村的田野工作经历，为我们观察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提供了一个侧面。泰国的华人社区也是由多个地域群体组成的，其中居住在泰国北部的云南汉族和居住在泰国南部的潮州人在族群认同的社会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差异。然而，这些在泰国北部自称“中国人”的云南汉族人，作为一个因为政治原因而流离失所，在东南亚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群体，特殊的经历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一个局外人充满了警惕。即使这个外来者与他们有着密切的族群联系，也很难马上形成族群认同心理。同时，他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所获得的文化优越感一直是他们自我奋斗的激励力量，是他们与中华民族的纽带。他们通过坚持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保持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保持民族边界，同时保持对中华民族持续而强烈的民族认同，来坚守和维持这种优越感。因此，文化认同是形成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是维系族群认同最持久的力量。

【注】文章原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0辑。

作者简介:张金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民族学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和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