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鸭头(武汉什么鸭子最有名)

毕业照大学，右二排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1.

1988年高中毕业，高考前填志愿，是班主任崔帮我查的。崔老师对学生很负责。在做志愿者之前，他给学生们发了一张表格，让他们用铅笔填写。那时候我还在做作家的梦，就填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不服从志愿”。半天后，崔老师递出表格，“山东大学”改为“山东师范大学”，后面是聊城师范大学等几所本科、专科、中专。崔老师说，山东大学是国家重点，我的预选成绩在班里排第九。我对被山东大学录取没有把握。如果我的第一志愿失败了，我可能会滑到一所专科学校。还不如报个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考上。

我说再考虑一下。我没有报“师范”，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就不爱说话。这次我的“第一志愿”是填华东政法大学。表格发了，改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和同学交流，有一些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同学报了北大复旦，但是老师没有换。我说:“崔老师偏。好学校让你报，我报‘师范’。”一个同学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考不上本科，不如报个品牌大学好好玩玩。”反正考不上。老师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

正式的表格已经分发了。崔老师说那是最后一次填了。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我翻遍了备选学校，一眼就看到了武汉，想着在武汉能看到长江，于是在“第一志愿”填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没有再和我说什么。

高考前一个月，妈妈开始紧张。因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上了大学，家里可以少盖三套房子，少拿或者不拿彩礼，父母也可以少操心娶媳妇的事。前几天我妈不止一次问我高考考得怎么样。我说考个专科应该没问题。父亲听了很放心，说考上“半砖”(中专)也包括分配。我妈还是不放心，我说:“校长早就说过，要红心，两手准备，你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但不会考上大学。种地也是对国家的贡献。”母亲一听就急了:“他为什么不来农村种地，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家只做一个准备！”

转眼到了7月6日，我和妈妈住进了县城的姑姑家，家里唯一的有钱亲戚。我姨奶奶特意给我做了几个好菜。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气散不掉，热得睡不着。妈妈搬了把椅子到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休息一下，我妈说:“你放心睡吧。你看这三天看了这么多年。”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发现妈妈还在给我扇风。起床后，我妈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就完美了。吃了六个就吃不下了，说水煮蛋无味，想吃咸鸭蛋。说妈妈考试绝对不能“吃鸭蛋”。吃鸭蛋就是零分！

我去考试，让我妈在家睡一会儿。语文考试结束后，我发现妈妈站在学校门口。我妈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班主任已经告诉我了。一门课下来，我就把它放在脑后，互不作答。母亲没有再问。后来我妈说我那样回答，让她觉得我考得不好。她担心了好几天。

高考三天，特别热，我妈扇了我三个晚上，每天给我做“完美”。上次考试后，我妈病重，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管学校怎么样，至少能考上一个。非常感谢我妈妈的爸爸的妈妈的姐姐，她急着回家睡觉。我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找了个小饭馆喝啤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就把高中课本全烧了，再也不看了！”我们都热烈响应。第二天回家，我舍不得把小学到高中保存完好的课本和作业本都烧掉。父亲说:“先别烧。万一考不上，这些书还是会需要的。”母亲恼了:“就说点不吉利的！”

20多天了，还是没有消息，我很紧张。这一天，村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我把前几天准备烧的课本和作业本卖了。这时，邻居丁赶过来说:“我去市里赶集了，我去县一中看看。墙上贴着高考成绩，付斌名列前茅。”我那心直口快的母亲激动得不知道该对丁说些什么。毕竟，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会计。兴奋而不慌张的她马上安排我用卖书的钱在村里的奥特莱斯买几瓶啤酒，留下丁吃饭…

去年春节，我回单县时，在村口遇到了从附近打工回来的丁。他驼背，看上去有点老。他对我妈说:“不如上大学，好好学。看看我的弟弟付斌多年轻！”我说:“二哥，当年我考上大学，是你的喜讯。”二哥挠头道:“记不得了。”我对他说:“你喝了我家两瓶啤酒。我记得很清楚。”旁边的几个邻居都笑了。我说:“不忙的时候，去聊城玩几天。景点很多，还有潘金莲在武大郎开的店。我陪你逛逛。”丁二哥道:“钟，有机会去看看你在那里干活。”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和爸爸一起上学，在一中门口对面找了个宾馆。这家旅馆有一间单人房，是提前预订的。听老板说也是学生家长订的。我们在大厅找了一张大桌子，让崔老师请几个代课老师一起吃饭。老师们非常高兴，喝了很多啤酒。崔老师说:还好第一志愿没报“师范”。后来当了一中副校长，退休后去青岛照看孙子，有近十年没见了。语文老师高琪祯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语文成绩好的学生是她的骄傲。她说，“我从来没喝过酒。今天，我破例喝一杯啤酒，庆祝我的学生！”十几年前，高小姐去济南看病。我去了两次医院，她都不肯放我走，说不想耽误我工作。她死的时候，我在外地办案，赶不上…

我妈问我在读什么学校，我说是法学专业。我妈说:“你毕业去公安局工作了吗？如果是大专就更好了。”我说:“本科比专科大。专科三年，本科四年。”妈妈说:“大学四年时间不算长。带个媳妇来见见你妈。”父亲以他一贯的口吻说:“先说学好，先说学好。”

2.

送我去报到的那天，爸爸骑着自行车来背我，妈妈骑着从二叔家借来的自行车来背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来的自行车来背我的妹妹。我妹妹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邻居送来的油炸花生和煮鸡蛋。对大学没什么概念的阿姨也想跟着我去市里的公交车站。因为不能骑自行车，她只好步行到村里，站在一棵柳树下，抹着眼泪看我走远。大学毕业，在济南工作了十年左右。我让表哥陪我姑姑去济南住几天，在我工作的地方逛了逛。她说了好几次，“这楼真高……”

几个邻村认识父亲的人很多，在路边工作的熟人跟他打招呼，“老贾，你在干嘛？”父亲说:“送大一点的孩子上大学。”父亲说着就下车了，要我下车跟“叔叔”“伯伯”打招呼。父亲说:“我上了大学就不是小孩子了。当我遇见我的熟人时，我应该热情地问候他们。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架子大。”到了单县汽车站，爸爸买了票，和我一起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出城。在公共汽车启动之前，我的母亲和妹妹开始哭了。

山一中的王也考上了中南政法大学，也是法律系法学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约好一起去武汉，他大学刚毕业的大哥送的。毕业后，他先回到县法院工作。23年后，他到我单位当院领导，直接管了我半年多。

到了商丘火车站，商丘只有一趟去武昌的早班火车，青岛213次。王哥经常出去，很有经验。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家旅馆。这是我第一次住酒店。从窗口望出去，火车站广场的灯光刺眼。学生票半价7.5元。我对父亲说:“你买张票，一起去武汉。还可以坐火车，看看长江，看看黄鹤楼，看看我的学校。”父亲说:“这次我不去了。以后还有机会。”他不愿意花钱。

火车7点20分左右到达商丘，父亲一直担心睡过头，所以5点多就起床了。从旅馆到车站有几百米。我父亲提着我的行李。我几次想换掉他，但他都不让。他说:“以后坐火车很累的。”王哥买了两张站台票，给了爸爸一张，一起送到站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火车上的人特别多，火车门口挤满了人。我父亲把我推进车厢，他尽力把被子和其他行李塞进去，火车就这样缓缓移动。父亲向我挥了挥手，跟着火车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说“坐”，其实是一站。站了12个小时，直到武汉的前一站孝感才知道坐火车的感觉。车上挤满了人，座位下面全是人。我和王之间隔着一个人，很难转身说话。晚上10点，到了武昌站。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喝完水吃了一路也没觉得渴饿。站在学校接送的货车车厢里，高楼大厦和繁华的街道迎面吹来，霓虹灯闪烁，路灯亮如白昼，汽车穿梭，行人穿梭，第一次知道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离开单县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大学四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毕业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拿不到工资的。后来才发现，四年太短了，短到一眨眼就毕业了，短到没有值得写的故事，短到父母毕业都没有去武汉看看自己培养的儿子上什么样的大学。

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中院。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说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不再有经济困难了。几天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照顾弟弟妹妹。第二天，我收到了家人的来信。我妈说我可以去离家不远的菏泽工作。我写了回信，想说服父母让自己去南方。信还没寄出，父亲的信又到了。这次我妈给了我一个更宽松的政策——只要回山东，我去哪都行。

我把没拆的信扔进废纸篓，找到学校领导说:“我想回老家工作。”领导有些遗憾:“回去了，可惜浪费了一个名额。”又问我:“医院党委宣传部缺人。要不要留校？”我想留在学校，但是直接婉拒了，也没有给父母写信征求意见。2019年夏天，在北京，我们遇到了同年级、同部门、同专业，在珠海中院工作的校友。我们都后悔没有成为同事。同学说:“如果你毕业去珠海，带着老母亲去珠海，生活环境可能比济南好。”我说:“很多如果不是个人决定的。”

7月4日，毕业的那一天，一辆接一辆的公交车驶出了学校。有些学生哭得死去活来，比如你要去哪里。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联系主要靠写信。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面。其实毕业30年了，班里还有近10个同学没见过，大部分至今只见过一次。我和几个没上车的同学握了握手，上了车。火车过了长江大桥后，看着汹涌的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我在想我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很想参加2002年国庆毕业十周年的聚会，因为我没有回学校准备在职法律硕士考试。2005年夏天，当我在武汉拜访选调生时，我第一次有机会回到我的母校。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面积扩大了几倍，很美，很陌生。2012年国庆毕业20周年晚会，在学校认识了班里一半的同学，20年一次，从青年到中年，恍如隔世。2017年11月11日，30周年晚会提前半年举行，安排在济南洪谷野。班上有20多个同学，两天的聚会很开心。在红的第一天，红叶挂满枝头，寒潮和黄叶整夜无处不在。没有人能阻止人生的变迁。

2019年11月2日，我在武汉出差。回程的时候特意换了晚上的绿皮火车回济南。想重温当年挤普通火车上大学的感觉，但是一个都没找到。可能是因为我坐的是硬卧，也可能是因为我同事上车前买了几罐啤酒和武汉鸭脖，还有南方水果，和在学校站了13个小时不喝一口水的感觉太不一样了。我整晚都没睡着。到了商丘火车站，我起身拉开窗帘。那一年我从这里上下车八次。商丘火车站现在是高铁站，到武汉的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3.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离单县300公里的济南。出济南的家，坐公交、长途汽车、三轮车，或者单县的家，都要10多个小时，但我妈觉得很近，说毕竟是山东。我妈第一次来济南的时候说:“我以前以为济南在单县南部。我上车的时候看到车往东北方向开，我还以为司机掉下来了。”

工作不到半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在医院住了70天。他的左肢偏瘫，但他的思维和语言是清晰的。当时村里没有电话，主要靠写信联系。我每十天给家里写一封信，问爸爸的病，妈妈的身体，家里忙不忙，收成好不好，五叔(就是我叔叔)和二叔(姓吴的邻居)家好不好。最后我会说，我工作单位一切都好，等工作单位分房了，我就带父母去济南住。三年时间，我写了上百封类似内容的信。有时候，我会为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话而感到厌烦，为自己写不出更高层次的信而感到羞愧。但是我爸妈喜欢看这些信，我从来不觉得重复。父亲偏瘫卧床，母亲坐在床边。我父亲先读了我的信，然后读给我母亲听。

1996年4月，我在泰安工作时，父亲的病复发，半身不遂三年后去世，遗憾的是他没能来济南看望我的工作单位和他未满一岁的孙女。他今年54岁。他从未坐过火车或飞机。他曾经乘公共汽车去过河南省商丘火车站。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出过一次城。另一次旅行是在几个冬季农闲季节带领村里的男劳力到30公里外。单县和金乡县交界处的红卫河(后改名为“东峪河”)挖了一条河，工地上给他送的白面馒头舍不得吃，他就存起来带回家给我们吃。

父亲去世后，因为母亲不识字，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作。春节回家，我妈问我:“你忙不忙？你已经半年多没给家里写过信了。”我说:“你写完就不认识我了。”妈妈说:“我可以让你五叔念给我听，你二叔念给我听。”

我在武汉读了四年书，父亲因为家里没钱不愿意去看望。我毕业去济南工作的时候，父亲没时间去探望，因为单位还没分房他就去世了。为了不增加同样的遗憾，单位分房后，我让我妈每年来济南一次，坐公交。有时候为了让她感受一下火车，我特意安排她从济宁换乘火车。无论坐汽车还是火车，五分钟的车程后，我妈就开始晕车呕吐，每次晕倒都死不瞑目。晕车十几年后，一位路人向母亲要了一碗水喝，并告诉她一个预防晕车的偏方:坐公交车前两小时吃一片维生素B6和一片扑尔敏就能预防晕车。从此，我妈再也没有晕倒过。

有一次去北京做生意，反复动员我妈一起去。从济南坐动车，坐地铁到北京。我的同学陪她去了八达岭长城。我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从北京飞回济南后，我妈很开心坐了50分钟的飞机，心疼那至少五个月的450元飞机票。回母校聚会的时候，我想让妈妈去武汉，一起看长江，一起看母校。她不肯去，因为飞机票贵，至今也没去过武汉。

大约十年前，单县农村使用公交车，“王土城村”站牌距离母亲和哥哥家16米。王土城村从孙刘镇转到开发区，村周围新建了4条街道。村子拆了以后，建了一个东部新城。原址所建住宅区名为“湖西印象”，意为微山湖以西。全村人都不用再种地了，成了城里人。我弟弟和村里很多家庭一样，买了六七万的车，每家都有几部手机。弟弟看着他家门前的路灯说:“我们和城市是一样的。”妈妈说:“跟城里不一样。这就是这座城市。”

2019年9月，我的侄女贾茹被山东财经大学录取。她注册的时候，她妈妈和弟弟把她送到了学校。我和姐姐从济南的家里赶到学校祝贺她。在配有空和卫生间的学生宿舍里，没上大学的弟弟爬到上铺，收拾贾茹的行李。我弟弟长得更像我爸爸，平时不善于表达。这时，我的喜悦和激动充分显露出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亲来到了我的大学宿舍。对母亲贾茹说:“你爷爷没有福气，所以我可以享受他所有的福气。”入住后，几个家庭在校门口合影。姐夫提前安排了晚饭，我妈说:“这一桌要几百块吧？”我姐说:“不花你钱的，你就别管了。”

2021年1月，我被调到聊城工作。宿舍被聊城大学一墙之隔，也就是第二志愿“聊城师范大学”，原来是崔老师给我报的。我妈去过聊城三次，最近在聊城住了半年多。她经常站在阳台上看聊城大学校园的风景，偶尔还会说:“还不如上大学，好好学！”你没有受到很大的祝福，而我享受着他所有的祝福…”

(作者:贾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来源:检察日报